对于人性假设和从人性层次出发的理论建构所带来的背离科学实证主义的弊端，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有过精辟的评论。他指出，在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尼布尔和摩根索的思想里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是：把政治弊病归之于一种固定的人性。“人类行为中诸如强奸、暗杀、盗窃的例子能否证明人是恶的？如何解释像慈善、挚爱和自我牺牲等反例呢？某个社会的犯罪数量就能证明其人民是恶的吗？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下，犯罪数量并不多，这不使人感到诧异吗？如果说某些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人的愚蠢或恶，这是一种凭作者情绪而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假设。它是一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的表述。”结合笔者在第一章的论述，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本质上不符合社会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原则，不符合社会科学对于变量的可观察性、可测量性的要求，起码也不符合变量应该具有可变性的要求。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用人性对权力的渴望来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但很难从实证角度来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根索列出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案例，但是他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些对权力的追求都是出自人性，而不是其他根源。
因此，结构性现实主义者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人性假设，也不再单纯地把权力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将肯尼思·沃尔兹和他之后许多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都称为“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都是体系现实主义，把理论的建构起点定义为体系层次，而不是人性层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者放弃了人性层次的假设，但保留了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传统现实主义对实力和利益的看法；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者对于第二种意象（Image），即国家层次，也进行了相当的简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假设，从而为国际结构理论的出现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
二、关于国家层次的基本假设
政治学家们都承认，国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为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则会更进一步，认为国家具有相当的多元性质，不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体。这样的话，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也就必须深入到国家这个复杂行为体的内部。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用很大精力来考察各国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利益集团的种种差异。因此，如果把理论建构的起点放在这一层次，其任务将是相当困难的；理论家们很难找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却又属于国内层次的因素来解释纷繁复杂的国家间现象。当然，我们在第三章还将具体分析自由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现实主义者在对国家层次进行简化这方面似乎高度一致，虽然简化的依据并不一样。一部分现实主义者，包括汉斯·摩根索，倾向于从人性一致的角度来概括国家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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