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列强与强权政治有着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当这个比中世纪更高一级的文明在西方孕育之时，就有着向外掠夺扩张的冲动。从一开始，对外殖民战争的血腥暴力，就构成它那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之一。当它发育成形之后，它那不断膨胀的生产能力，更需要一个容纳它的广阔空间。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可供奴役的人群，都是它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它需要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的统治范围。于是，在国际关系上尤其是对待弱小民族时，强权政治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圭臬。较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英国，自17世纪“光荣革命”以后，抢占殖民地、征服他国民族，便是它的政治、军事机器运转的轴心。
到19世纪，在与生俱来的本能的驱动下，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向东方扩张。作为领头羊的英帝国，在40年代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一个拥有世界工业领先地位和海上霸权的强国，征服欲愈益炽烈。实力稍逊一筹的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如美、法、德等，同样有着抑制不住的欲望，也亦步亦趋，在东方寻找猎物。中国，广大的疆域、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早已撩得资本主义列强垂涎欲滴，成为它们觊觎的重要目标。
于是，强权的拳头不断落到中国头上。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条条不平等条约的绳索。第一个挥起拳头的，是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帝国，1840年，它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从根本上说，是要用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统治体系。战争酝酿期间，英国资产阶级声称，动用武力，是向中国“要求某种特权的道路”。担任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也直言不讳地说，通过迅速而沉重的打击教训中国政府，“要它懂得对外义务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当英国调派的远征军整装待发之际，策划这场战争的外交大臣巴麦尊，明确训示这支侵略军的统领：必须使中国政府俯首就范，签订一项“堪称满意”的条约，才能停止军事行动。
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然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这是列强视为天经地义的法则。英国远征军在中国领土打了几个胜仗，最后兵临南京城下，便如愿以偿，出现了我们在本章首页看到的那一幕。
紧随而来的美利坚特使顾盛，带着一支舰队，对风声鹤唳的清朝官吏，以战争相恐吓，也如愿以偿。
强权的拳头一次又一次砸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城下之盟。还有数不尽的恐吓、要挟、威胁和敲诈，都使中国承诺了数不尽的条约义务。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在订立《天津条约》之后形象地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这种强权政治的霸道行径，不胜枚举。毫无道义可言的暴力，是列强向中国勒索的有效手段，也是不平等条约订立的基础。
列强的能耐不仅仅如此，除了强权，它们还有所谓“公理”一手。被称为“公理”的国际法，17世纪产生于欧洲，最初即提出了国家平等、领土主权等具有进步意义的原则。列强的霸道行径，以及通过这一手段向中国索取的种种特权，均与这些进步原则大相径庭。可是“盗亦有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将这些进步原则抛于九霄云外，在“公理”中塞进了以它们的利益为准绳的种种谬论和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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