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博克（Derek Bok），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和实践家。1971-1991年任哈佛第25任校长，任期长达20年，在任期间致力于哈佛大学课程改革，将效果不佳的通识教育转为课程教育，奠定了现代大学的课程标准，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公认为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也是近50年来，任期最长的哈佛校长。退休之后，博克并没有隐居乡里，1999年，博克就任美国国家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研究美国政府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应发挥的作用和合理的方式。离任15年后，他再次重返哈佛于2006-2007年间担任代理校长，接替因歧视女研究者言论辞职的校长萨默斯。博克也因此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唯一个两次担任过校长的人。

    在经济发展至上的时代，要GDP还是要幸福感？经济发展至上，是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吗？调整收入分配的方式只有劫富济贫吗？增进国民幸福感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又该通向何方？决策者应该如何对待民意，扭转公信力危机，赢回民众信任？怎样的政策才能给民众带来最大的幸福？哈佛第25任校长、美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德雷克·博克，从40年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结论中，发现政府政策与幸福民生的必然联系。《幸福的政策：写给政府官员的幸福课》深度思考幸福感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中，提升幸福感，增进全体公民生活的品质。从经济增长、平等、养老、失业、健康保险、教育与政府职能等诸多方面，思考政府政策与国民幸福的未来。政府决策人员、政策研究人员必读。

　　博克将人类幸福的相关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并说明这些研究能够而且应该用来型塑社会政策。他学识渊博，洞见深刻，本书的阐述全面而细致。
　　——《撞上快乐》（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

　　博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什么样的政策能够给民众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并将其对政治学的真知灼见与新近的幸福研究融合起来，给出了大量惊人的解答。
　　——《幸福经济学》（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作者、英国政府经济顾问 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

　　到目前为止，这本著作在幸福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观点公允、实事求是、见解深刻。德里克·伯克没有从追寻幸福研究的意义中退却，而是敢于直面并拓展幸福研究的最新成果。
　　——《幸福的历史》（Happiness： A History）作者 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McMahon）

    第4章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问题
    近来，幸福研究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人把促进和支持经济发展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到底是不是一种明智之举。研究认为，财富的增长未必会带来持久的幸福。研究者不仅指责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偏离了方向，而且进一步质疑导致这种结果的经济学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消费者是自身福利的最好评判者，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会相应地促进幸福感的增加。对这种假设的批判可谓意义深远。倘若正如近来许多研究证实的那样，收入的增加并没有使人更加快乐的话，那么，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倍、再翻倍，人们不得不每天长时间辛苦工作并承受着环境污染带来的威胁，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
    商品与服务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所在，因此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人开始相信这些增长并没有给他们增加半点幸福感的话，最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经济增长是体现一个国家活力和进步的最重要标准。GDP的季度报告广泛出版，备受关注。这些报告指出的发展趋势是对比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速度的主要指标。美联储主席也定期在国会报告经济发展的前景状况。政策建议能否被国会采纳，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带来的影响。
    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经济发展理论大行其道。从全球范围来看，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R.McNeil）指出的，“经济发展至上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理念。”瑞典曾经因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模式而家喻户晓，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令人不满，人均收入也从最初的几乎位居西方国家之首，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然而，就经济的整体重要性而言，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目标是相对晚近的一种现象。在美国，发展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它取代了长期以来以控制经济循环和避免失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由于战后经济可能出现短期衰退的预期并未出现，于是，对经济前景是否可以持续繁荣的忧虑被乐观主义所取代。20世纪40年代，在利昂·凯泽林（LeonKeyserling）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期间，他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较为谨慎的经济政策之后，由于担心持续的通货膨胀，约翰·肯尼迪总统把发展经济作为“让美国继续前进”口号下的一个重要目标。
    从政治角度来看，把经济发展作为政府的核心政策颇具吸引力，因为它为许多利益集团带来了好处。在商业方面，它可以保证新市场的开拓、销售的增加和利润的扩大；就劳动力而言，它意味着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薪水，甚至还会有奖金和红利；立法者则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让商人为自己主张的计划买单，另一方面又无须向广大消费者征税。
    不过，一开始就有许多敏锐的观察家认识到，经济发展至上的模式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对经济大萧条仍然记忆犹新，立法者和其他政府官员意识到，如果人们扩大经济的热情导致经济发展过热，就会有刺激通货膨胀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的危险。无论是在华盛顿的圆桌会议上还是在学术讨论的大厅里，专家们都在争论如何才能通过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平衡生产扩大和价格稳定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的呼声开始出现，他们认为持续的经济发展已经将自然资源开发殆尽，空气和水源污染严重，臭氧层也遭到破坏。后来的一些悲观预测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忧虑，这些预测指出，温室气体最终可导致全球升温、极地冰帽融化、海平面上升，并且会引发飓风和干旱，威胁整个人类和生物圈的生存。
    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心存忧虑的环保主义者也未曾希望停止经济增长。他们仅仅是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经济适度发展，主张一种既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发展模式。决策者需要抑制短期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制定审慎的措施来遏制经济发展“过热”；同样的道理，他们也应该避免无节制的经济扩张，因为这最终会对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进而减损未来一代人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随着科学家们不断证实，这种忧虑也不断加深。科学家们确定全球变暖趋势的存在，并用例证说明倘若温室气体得不到监测和遏制会带来的巨大灾难。政府应该采取更有效力的措施，而非只是着手处理铅、二氧化硫、含氯氟烃等污染物。并且，大多数专家认为，如果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的话，温室效应导致的消极结果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得以有效地抑制。所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核心所在，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要采取审慎措施，避免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
    对经济发展至上论的争议
    虽然在今天看来经济不发展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中期，约翰·密尔（JohnMill）就欣喜地期待着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在物质丰盈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和经济需求不再上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精英人物也都赞同这种观点。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我们建立了工厂……我们早已走到了最后一块边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更加节制，要减少耗费现有资源的大商业和大工厂……根据人民所提供的服务来调节经济组织。”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Keynes）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经济问题将隐退到它理应归属的位置，取代它而占据中心地位的将是一些现实问题，包括生活与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创新、习俗与宗教问题。届时，人类将面临一个永恒的问题——如何抑制经济自由、扩大个人自由，如何利用科学和各种兴趣打发休闲时光，从而更加理智、愉悦和幸福地生活。”
    然而，在今天没有一个身居要职的政治领袖、理论家和正统经济学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在美国，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正统经济学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哈佛经济学家、前总统小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Mankiw）认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渴望更高的收入，享受更多的消费，人均GDP似乎是衡量人均经济幸福感的天然标准。”曾任财政部秘书长、现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进一步指出：“对美国经济发展而言，我们不会接受任何'限速'的说法。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可能促进经济迅速、持续、全面的发展。”很明显，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经从一种达成期望的方式转变成结果本身，一种无法预见的目标。
    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接受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则。抛开主流观点，一些热心的环保主义者不断为经济扩张敲响警钟，在他们看来，商品与服务的不断增长正在毁坏环境，导致城市扩张，高速路大拥堵，还可能会使下一代陷入生存困境。社会批评家朱丽叶·斯格尔（JulietSchor）指出，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反而加大了人们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更有意义的追求，而选择整天忙碌的工作状态。
    幸福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加剧了对经济增长意义的讨论。像作家麦吉本（McKibben）、斯佩思（Speth）、斯格尔（Schor）都曾经引用理查德·伊斯特林的研究来说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幸福水平并没有提高，尽管GDP在显著增长。当然，伊斯特林的研究成果也并非毫无瑕疵。有些研究者借助《盖洛普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即便在发达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会对民众的幸福感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他们支持经济无限扩张的原则。不过，这一争论还尚未达成广泛一致。
    不管怎样，矛盾仍需得到最终的解决。环保主义者及其同盟运用幸福研究成果发起的非难，引起了几位主流社会学者的反驳。例如，经济学家斯坦利·勒伯格特（StanleyLebergott）就对那种认为美国人不比50年前更快乐的观点不屑一顾，他反驳说，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没有电脑、网络、彩色电视机，没有其他无数使我们今天生活更加美好的东西。
    勒伯格特的反驳或许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说明，现在的美国人为什么并不比50年前更快乐。随着美国人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昨天的奢侈在今天看来或许是一种拮据，人们自然不想过一种停滞不前的日子，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比原来更快乐。同理，这也并非意味着他们渴望已久的商品能给他们更大的愉悦。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呢？如果说持续的幸福感最终只是一种虚幻的话，又有哪些充分的理由可以为持续的经济扩张辩护呢？密尔与凯恩斯早就已经明确提出质疑。尽管有理由进行反驳，但勒伯格特尚未提出。
    其他为经济持续扩张进行辩护的人则认为，只要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经济发展就不应该停止或放缓。这对于贫穷国家的政府来说颇具说服力，但在美国则会大打折扣。的确，还有许多美国人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他们除了公园的长椅和收容所外几乎无家可归。但是，即使美国经济不再持续增长，仅凭借自身的相对富足也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真正匮乏的不是钱、商品和服务，而是政府责任。
    不过，美国官方登记的贫困人口既非短衣缺食也非居无定所，他们拥有电视机、电冰箱、小汽车和手机——他们的“贫穷”肯定令20世纪30年代的贫国家庭难以置信。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指出，今天占人口10%的最低人均收入人口也会比1900年最富有的10%的人群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准。然而，他们仍然被视为贫困群体，并且与一个世纪前的贫困群体一样受到其他人的同情和怜悯。可见，无论经济发展如何迅速，有些人总会比其他人更加富有，而另一些人则会更加贫困。如今贫困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比较，这一由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得到彻底解决。但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度竟然仍然还有数百万贫困人口，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最近，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Friedman）为经济增长发出抗辩。他的主要论据是，经济增长也具有道德价值，因为收入的增加可以在公众中蕴育出共情和乐观——这正是维系社会团结的必要条件，也会促进更多慷慨政策的出台，帮助那些身陷贫困或身体残疾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经济增长——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会衍生出更多的工作机遇、更多样化的宽容态度、更迅捷的社会流动，以及人们对公平的信赖和对民主的追求……而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时，绝大多数国家在这些领域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弗里德曼承认他的理论并非完全符合事实。例如，美国现代史最伟大的改革发生在经济萧条时代，而非发生在经济狂飙猛进的时代。不过，在弗里德曼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是由极不寻常的结构危机所导致的，是一场极为少见的社会大调整。为了支撑他的观点，他还搜集了大量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证据。他还特别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人权和社会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长期的经济繁荣密不可分，这种进步直到1973年随着大部分美国人收入减少而迅速偃旗息鼓。
    弗里德曼也承认，除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促进宽容、大度和公民意识的建立。但是，正如他所言，经济增长是否可被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还不甚明确。在经济放缓之前的几年中，那些帮助穷人和少数弱势群体的社会计划就已束之高阁，因为城市暴乱增加、非婚生子现象严重、毒品泛滥、反战情绪高涨，人们对“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越来越丧失信心。同样，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主义情绪的日益浓厚，这也并非因为经济收入停滞不前所致，而是因为日益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影响。这种保守主义情绪与其说是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还不如说是由于对传统价值观的大肆批判而引发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校园祈祷、公车事件、流产与同性婚姻。
    其他分散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对经济增长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例如经济增长或停滞对人们公民责任感、非白人群体和贫困者带来的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及选民人数的锐减，并没有发生在收入停滞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体看来，慈善捐助（作为个人收入的一部分）的波动与GDP的起伏也没有太大关系，在经济普遍繁荣的五六十年代，慈善捐助的总量反而减少，80年代再次增加，在90年代的经济复苏时期则又有所减少；在种族互谅互让方面，尽管1973年以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种族主义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强硬，而是有所缓和。而1997年，超过75%的公众（占美国各个年龄群体、宗教群体和收入群体七成以上）感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种族平等上有所松懈”，可见，种族问题依然严峻；至于贫困群体，虽然在20多年里中产阶级的收入没有增长，但1991年多达65%的人仍旧认为应该给穷人提供更多帮助。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尽管他努力削减福利开支，大部分民众仍然感到绝大部分福利计划应该保留，甚至强化。
    无论经济增长会对人们的共情、宽容和大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弗里德曼有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耗费巨大的扶贫计划更有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得以执行。大体来讲，美国人生性大度而开放，但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养成了反对以任何理由征税的传统。结果，开支较大的计划在经济增长期更容易经由国会通过，因为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不需要对公众进行征税。而在经济衰退期（不包括大萧条之类的经济危机），资助贫困群体的计划更难以实现，因为所需资金的来源要么征收新税，要么撤消其他福利开支。无论哪一种选择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概率都不是很大。
    质疑经济增长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要使美国成为一个零增长的社会也将问题重重。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有些政府计划确实为民众带来了诸多裨益，因此需要经济发展来提供支持。即便那些最坚定地反对经济增长的人，也会赞成让医疗计划惠及到每一个美国人，赞成在旧城区修建更好的学校，赞成扩展“开端计划”（HeadStart），为贫困家庭提供更好的儿童护理。有先见之明的选民可能会意识到，医疗开支尤其是用于医疗护理和理疗救助计划方面的开支，其增加的幅度应该比生活开支还要大，并且老龄人口持续增加也会导致医疗技术开支的大幅上涨。大多数人也会同意增加生物医学研究方面的开支，因为这方面的新发现可以延长人的寿命，缓解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症和其他造成身体虚弱的疾病带来的痛苦。
    除了这些支出以外，许多美国人可能还要求政府增加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发现新知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切实而明显的目标就是要加深对人类、地球和整个宇宙的认识。甚至是热忱的环保主义者也会赞成学术研究的支出，因为避免生态灾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使用以氢气为动力能源的汽车、安全的核能或其他新发明，而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保障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最后，尽管许多反对经济发展至上论的人会抵制增加国防开支，但只要其他敌对国家不断改进他们的军事力量或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赞成增加国防开支以抵御这些潜在的威胁。
    那么，在一个静止或接近静止的经济体中，政府哪来这么多资金来满足这些开支需求？哪些计划或经济部门的开支应该被削减，以抵消其他部门增加的费用？当然，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明白拆了东墙补西墙的道理。农业补贴以及其他补助金如燃料乙醇计划（ethanolprogram）和地方建设经费（porkbarrelprojects）可能会纳入很多人考虑的取消范围内。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通过取消这些计划来获得新增的经费又是不可行的，因为所有的计划开支都会得到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捍卫。如果经济增长停滞的话，可行性的建议在于，要么保证有重大意义的计划经费不被挪作他用，要么通过削减那些不太受欢迎的计划开支来补偿更重要的开支。
    即便不需要新的开支计划或不必为现有计划追加经费，经济增长的停滞依然会加剧争取优先权的斗争。公司经理人、企业家、销售商和无数其他人依然会致力于扩大他们的生意规模，但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体中要想获得成功会倍加困难，因为一方的收益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而实现的，仅仅是为了保证没有损失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和不断地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公司会被迫转向通过政治影响、欺诈或非法手段来赢得发展。倘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市和其他形式的腐败都猖獗不止的话，那么在爱国主义淡漠的和平时期，此类行为又该是多么风行难禁呢？对这样的行为本应该予以更多的控制和约束。在这种缺乏规制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成功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每个人都得忍受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严密监管和官僚风气。
    美国抑制经济增长还会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弱势群体带来不良影响。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美国经济的停滞或减缓很容易导致全球经济的倒退。而这种灾难对于那些正在努力脱贫的国家来说，并非是什么好兆头。
    认为其他国家会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它的带领下抑制经济过快发展的看法亦毫无根据可言。那些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的国家都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许多国家仅仅是为了适应其不断增长的人口，也不得不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严重的环境威胁将继续存在，无论美国做出怎样的抉择都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
    除了这些全球性问题以外，要想在不导致严重经济萧条和失业的条件下，成功将经济转向一种静态或接近静态的模式，也需要解决许多严峻的实际问题。当然，政府可以转移财政支出，优先照顾医疗卫生、科学研究或其他重要项目，抑制经济过快增长，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应，这对政府来说并非难事。但这种方案根本不值得考虑。因为政府通过难以预测的政治程序决定哪些计划更有利于民众时，会更倾向于强制推行干扰性行政命令来贯彻执行。
    另一种更为明显的抑制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借助间接的调控手段来完成，即通过提高税率、减少储蓄刺激、削减投资和企业调研方面的支出。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调控杠杆的影响非常迟钝，很难进行精确的预测。在抑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很可能会使整个国家陷入大萧条之中，导致失业和大灾难。
    经济增长在初步得到抑制以后，政策调整的执行问题依旧存在。由于生产必须继续开展，而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劳动力却大量减少，这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原则来讲，不断加剧的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将工人每周的最长劳动时间减少到40小时以下得以缓解，《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LSA）就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调节作用比货币手段更为迟钝，它很难预测减少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影响。2001-2004年法国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将每周工作时间由40小时调整为35小时，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研究能够说清楚，这种调整到底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此外，在经济萧条期即便能够预测政策调整后创造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工作的职业性质和地理位置是否有利于吸收失业者仍然难以确知。
    除政策调整方面遭遇的困难以外，任何放弃经济增长的计划都必然会遇到最后一个、也是最为可怕的障碍——不论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给人们的幸福带来多大危害，也不论政府给出的发展经济必然提升幸福的许诺是多么虚伪，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支持经济增长，他们仍然坚定地认为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是未来幸福的核心所在。期待美国政府无视这些观念并通过立法的途径来改变整个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尽管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不会增进幸福感的提升，但经济增长依旧是政府的重要目标，除非绝大多数美国人被说服，“经济扩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种发展模式应该得到修正或抛弃。”就目前来看，美国人要放弃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迹象还渺不可见。这一普遍的观念不仅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捍卫，而且也因无处不在的、大肆鼓吹消费好处的广告而深入人心。一个扩大的经济体不仅仅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物质商品，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份额、更多的利润和产品、更多的收入和财富，而这些正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更可以激发人们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对于那些怀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经济增长可以为他们提供某种动力，这种动力不亚于先辈们开疆拓土时的豪情壮志；对消费者来说，财富是衡量人们地位和成就的主要标志，也必然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主要目标。所以，如果不能为人们提供新的人生价值的话，摒弃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意味着让人们丧失面对生活的勇气、动力和目标。一些人或许会选择放弃物质追求，渴望一种更加高贵的生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但要想扭转所有人的观念，说服他们过同样的生活，在可预见的将来希望依旧渺茫。因此，政府要想在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变中做到善始善终绝非易事。
    美国人转变观念了吗
    政府能够冲破重重藩篱抑制经济增长吗？即通过提供令人满意的补偿来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例如，政府是否可以通过逐渐减少工作时间尝试降低经济增长率？根据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显示（采用经验抽样法），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相比一天中的其他活动，工作给人们带来的满意度最小，所以减少工作时间可能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为人们创造更多的休闲时间在美国似乎更具有可行性，因为美国全职员工一年中的工作时间要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的工人都要长很多。如今，受过良好教育且薪俸颇高的职业经理人、脑力工作者比低学历、低报酬的员工工作时间都要长，而前者更有经济实力过一种轻松悠闲的生活。大量的脑力工作者虽然年轻有为，但工作“极端”辛苦，他们每周要工作70个小时以上，除了偶尔锻炼身体和陪陪家人，基本上没有假期。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政府不应该在民众普遍支持下，尝试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吗？或者效仿欧洲的经验规定每年必须有几个带薪假期吗？
    实际上，减少工作时间并非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简单。首先，缩短工时带来的影响就不甚明确；再者，许多人喜欢废寝忘食，长时间投入工作。那些形色匆匆的脑力工作者尽管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以上，但他们喜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然很少有人喜欢这样长年累月地工作）。根据西尔维娅·休利特（SylviaHewlett）与卡洛琳·露丝（CarolynLuce）的相关研究，在这些极端忙碌的脑力工作者中，有2/3的人认为自己很喜欢这种工作；而对其他人来说，长时间的工作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因为他们总是想购买很多东西而又往往囊中羞涩。工作时间短暂意味着赚钱不多，而他们又出手阔绰，压根不想过那种精打细算的日子。
    限定工作时间也同样会遇到诸多困难。为了划定薪资标准的底线，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要核查雇用了大量低收入工作者的小企业，这是一项长时间的艰苦工作；而对市场高端职业而言，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最长，要限定最长工作时间又有点不切实际。律师、经理人、全科医生等许多职业都在具有固定时间限度的职业范围外。无疑，这也是《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没有将其囊括其中的原因所在。随着通信工具在工作中的广泛使用，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传真机、手机、黑莓已经模糊了工作与消遣的界限，使很多工作成为电话会议，在晚上、周末或假期，也要紧急洽谈业务。互联网甚至使数百万美国人在家中工作，政府要想确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即使政府能够成功地缩短劳动时间，这一举措能给人们带来多少幸福感也不甚明了。实际上，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已经有所减少，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可自由支配时间都比1965年增加了许多。女性享有更长的工作时间，但照看孩子和做家务的时间却大幅减少；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除外）的工作时间减少，但每周做家务的时间有所增加。
    最终结果显示，1965-2003年间男性的休闲时间从每周5.6 小时增加到每周8小时（因对休闲的定义不同，数据会略有出入），而女性则从3.7 小时增加到6.8 小时。但是他们又是如何利用多出的休闲时间的呢？根据近来一项非常细致的调查发现，人们每周看电视要花费7小时；同时，每周用来读书的时间比原来减少了3.1 小时，而每周用来社交的时间则减少了3.9 小时。由此可见，人们减少的工作时间并没有用来读书或社交，尽管这些活动更能带给人们快乐。相反，大量的休闲时间浪费在了看电视上，而卡尼曼教授指出长期看电视会降低人们的满意度。
    所以，这也再次证明，只要民众还不清楚“什么可以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满意度”，政府要想真正做到使人民感到快乐依然任重而道远。就像人们追求金钱和财富一样，政府不可能通过立法要求他们放弃看电视，而把休闲时间花在社交、运动和公共活动上，除非民众心甘情愿地选择这样做。人们是否能够充分合理地利用休闲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指导而非政令的要求。
    伊斯特林宣称，在过去50年中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得到提升，而反对者们提出了反驳意见，到底孰是孰非？考虑一下所有与抑制经济增长相关的问题，无论哪一方正确与否都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无论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放弃经济增长的目标带来的后果都非常可怕，也很难想象政府领导人会同意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倘若明知经济繁荣并未使人们更加快乐，我们却仍旧执著追求经济增长，这样应该受到指责吗？我看未必。从长远来看，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差事儿，几乎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预知的。就算环保主义者的担忧有一天会变为现实，且会导致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但对今天来讲仍然不痛不痒。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指出的那样，一旦危机发生，“政治上的不可能就会变为政治上的必然性。”
    将精力转向追求理想和价值也会在长期内放慢经济增长的节奏。当下，有89%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太物质”，而84%的人认为“过分追求金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其他发达国家如俄罗斯、荷兰、日本相比，更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压力之下，每天争分夺秒地工作，没有足够的时光来陪家人和朋友。不少美国人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从1990年到1996年，19%的美国成年人自愿尝试转变生活方式，虽然收入减少，但他们仍然选择工作时间短、压力较小的工作。研究表明，那些因为环保或其他原因而缩减工作时间的人，往往可以达到与遵照传统生活的人同样的快乐水平。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少数人“降低档速”的做法并无法将大多数美国人从消费主义和物欲主义大潮中挽救出来，直到2008年美国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倒退。不过，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理念提出质疑。如果研究者达成坚定的一致性，认为经济增长并没有使美国人更加快乐，那么，政府调整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将会大大提高。尽管要想使公众充分理解这一结论的意义可能还要历经数十年，但人们最终总会用事实来加以比照。
    目前，立法者在权衡经济增长和民众幸福感时可能会有所偏向。尽管研究结果最终表明，收入和财富会对幸福感产生很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金钱以及人们通过金钱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幸福感的主要源泉。所以，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经济增长仍然不可或缺，但也很难说坚持经济“尽可能快地”发展就是正确无疑的，尤其是当经济增长成为阻碍其他福利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时，而这些福利政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国会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反驳这些政策建议，包括有孩子的成年人应该享有带薪假期，包括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等，但立法者们拒绝予以采纳，只因为这些政策很明显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改善儿童护理和学前教育的质量，提供普遍的医疗护理等方面的建议，立法者也不会予以采纳，因为他们当下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减税政策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刚刚提及的所有改革方案都已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得以执行。在这些福利方案中，有些最终由纳税人自己支付，而由国家承担开支的那部分福利计划也并未对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政府认为经济扩张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应该优先促进经济增长，但以此为理由来反对福利方案则很难具有说服力，因为经济增长是否给美国人带来更多幸福感，仍然让人疑虑重重。
    无论对于经济增长与民众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争议最后会以什么样的局面收场，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定的。这一事实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获得生活满意度的唯一源泉。在美国这样繁荣的国度，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第1章中指出的那样，从人际关系到政府的公平正义，诸多因素都可以增进幸福，这些因素也会对政府拟定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接下来的几章将探讨这些可能性。
    ……

第1章 幸福研究的新发现
经济的不断增长一定能带来和谐幸福的社会吗？如果金钱不一定会带来幸福，那么影响民众幸福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国家与政府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为政府决策带来了哪些惊人的发现？

第2章 幸福研究的优势
幸福的涵盖如此广泛，界定如此不同，我们到底能否准确度量幸福？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幸福研究，又是如何实现测量的呢？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幸福研究相比民意调查、政府调研，又具有哪些更有力的优势？

第3章 政府官员的幸福课
在人们孜孜以求的诸多人生目标中，幸福永远排在首位。那么以民为先的政府与国家，是否应将幸福作为衡量发展的目标呢？在制定政策时，立法者是否也应考虑到民众的第一需求呢？如果社会大部分人持有错误的幸福观，决策者又应该如何对待民意呢？

第4章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问题
倘若收入的增加并不会让人更幸福， 倘若增加GDP 需要我们拼命地工作、承受污染的环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 20 世纪最重要的理念， 经济发展至上论， 真的是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经济的降速真的就可以为民众带来幸福吗？

第5章 如何应对不平等问题
应对收入分配不均的方式只有劫富济贫吗？为了提升民众幸福感，政府在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应该做出哪些有益的尝试？幸福研究的结论又会为决策者们提供哪些启示？

第6章 如何应对经济困境中的风险
当经济危机带来经济困境，个体遭遇的风险有哪些？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补贴等诸多政府法令的抗风险能力如何？在困境中，个人责任与政府的改革机遇又在何方？

第7章 狙击幸福的三大健康杀手
很多经历带来的痛苦都是短暂的，而一些病痛则会导致长期痛苦，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其中慢性痛、睡眠障碍与抑郁症是阻碍幸福的三大杀手。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这些疾病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呢？

第8章 和谐的婚姻家庭与社会
美满的婚姻、温馨的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长，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如果家庭关系出了问题，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政府又应该通过哪些措施，做好预防工作？

第9章 教育改革与幸福社会
教育如何让民众的幸福加分？幸福研究的结论可以为教育工作者们带来哪些启示？旨在增进人们幸福感的教育改革之路，又该通向何方？

第10章 改善政府职能与民众幸福
面对民众日益加深的不满，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人们对政府的态度、赢得信任？民众又该如何客观地评价政府工作？政府职能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第11章 幸福研究的重要性
幸福研究的结论可以帮助决策者做出选择，即哪一种政策最能改善民众的幸福水平。政府带头重视幸福研究的成果，会给现实带来多大改观？关注幸福研究相关结论，又会对其他优先发展的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

译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