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公共外交文化论丛（第1辑）：从这里走向世界》共收入文章63篇，从异域文明引介和中西文化交通两大维度，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以记录北外人践行“沟通中国与世界”使命的心路历程。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我很赞成阿格诺索夫教授的观点，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本国与对象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就20世纪而言，因为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是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我们对俄国作品的翻译、俄国文学的研究甚至追随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特别是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在经济、商贸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大大强化了中国的“俄罗斯学”。
　　但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苏交恶的时期，中国俄语人才的培养也没有中断，我想这与中国的“俄罗斯学”所具备的其他对象学所没有的独特因素有关：一是深厚的历史渊源；二是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三是鲜见的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中国在文学界、史学界、语言学界、中俄关系领域、经济学界等都有一批著名学者，像文学界的高莽、蓝英年，史学界的闻一，语言学界的李锡胤、华邵、王福祥等。这批名人产生的效应，影响并引领了一批后来的学者；第四是中国的“俄罗斯学”学者有一种难得的文化自觉，或者说俄罗斯情结。
　　当然，这个学科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从学者领域来说，独立深入、有中国视野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像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这批文化精英，他们是有比较视野的，能将俄苏小说、俄苏文学当中的事情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我们对俄国文学更多停留在认知层面。从80年代、90年代开始，俄罗斯研究的中国视角才逐渐显现。从民众角度来说，对俄罗斯当前状况的了解还是不够的，这一是因为“俄罗斯学”的影响还没有普及，更重要的是现在年轻人的兴奋点在欧美，这一点我想在俄罗斯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20世纪俄罗斯文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俄罗斯在19世纪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文化精英，也因为在20世纪数十年当中，苏联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都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但还是可以说，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相比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更深更多，就文学而言，19世纪的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几乎没有空白，相当多的经典作家，像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等都已经有了全集。特别是21世纪正逢中国举办俄罗斯国家年和语言年，又翻译和出版了相当多的、特别是当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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