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启蒙学者的和谐理念
在整个18世纪,最为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是直接引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启蒙运动。它承继文艺复兴运动反神权、解放人的禁锢、恢复人的尊严之风气,高举理性的旗帜,担负起彻底反封建和反宗教的两大历史任务。从西方社会历史哲学的发展来看,如火如荼的启蒙思想运动是与“理性”、“进步”、“公民社会”、“社会契约”、“社会福址”等概念随需而变的。启蒙学者们在渴望触及人类和谐图景的同时,也深刻洞察到伴随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代价,对文明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反省之旅。
伏尔泰坚信人类文明的发展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和谐状态虽然稀有罕见,但随着人类能力的增长现世幸福终会越来越真切,不和谐的现象虽然比比皆是,经过努力却是可以消除的。他在历史著作《论各族人民的风俗和精神》中,通过对从古代民族史到路易十四时代的考察,认定历史乃是手工业、科学、艺术、风俗、法律、生活条件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曰益扩大的启迪人们心智开化的过程。他所认同的文明进步与理性、知识等因素同步增长。他强调尊重过去应以不防碍人们从理性的立脚点出发重新开始历史进程为前提,认定理性可以教人容忍克制、排解纷争、医治恶行、培育德性;他热切向往科学艺术繁荣昌盛,断定最大的罪恶就是由无知造成的,要改善人类所处的条件就必须运用理性、增加知识、发展科技。
他也注意到了文明的不和谐现象,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善与恶、理性与无知的无止境的斗争过程,全部历史就是“一连串的犯罪、狂妄和不幸,在这些现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美德、几个幸福的时代,犹如散布在荒野的沙漠上的绿洲孤岛一般”。
卢梭没有沉溺于启蒙学者主流派自我陶醉的乐观气氛之中,而是冷静地反思伴随社会进步而来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他在向第戎科学院递交的论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中,首次提出了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思想,指出了人类的理性与智慧、科学与艺术虽然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不仅没有敦风化俗、给人带来幸福与善行,反而伤风害俗、带来无数灾难,导致了人性堕落。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人在自由状态中原来是自由平等的,但随着理性力量的发挥与文明的进步,人类却丧失了自由,迷失了本性,产生了不平等与社会罪恶。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提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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