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E. 刘易士（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学高级讲师，曾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杜克大学。当前研究方向为全球空间关系的核心-边缘模型，主要关注其在菲律宾和世界历史问题上的应用。曾出版Green Delusions: An Environmentalist Critiqu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1994）和Wagering the Land: Ritu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Cordillera of Northern Luzon, 1900-1986（1992）等。<br>     卡伦·E. 魏根（K?ren E. Wigen），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亚历史地理、日本的早期现代性、想像地理学等。曾出版Malleable Map: Geographies of Restoration in Central Japan, 1600-1912（2010）和The Making of a Japanese Periphery（1995）等。

    《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是“跨文化研究译丛”的第二本，提出“地理是文化构成的”这一命题。不管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涉及到人们组织世界知识的空间结构问题。作者对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地理学概念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地缘政治文化的解读。

    在这本书中，马丁·W.刘易士和卡伦·E.魏根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趣又很有信息含量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看待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br>    ——纽约时报书评版

    大陆体系的演变<br>    根据当代的用法，大陆被理解为彼此连续且独立的大面积陆地，并且大陆间最好由宽阔的水道相互分隔。虽然如此，这种起源于古代的大陆概念既缺乏历史的稳定性，又出人意料地未经验证，并且对相互间必要的自然间隔的尺度和面积也从未作出规定。众所周知，直到本世纪中叶，(指20世纪。——译者注)七大洲体系才正式出现于美国小学的历史教程中。<br><br>    古典时期的范例<br>    根据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最初的洲际区分来自古希腊的水手，正是这些水手对起始于爱琴海，经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刻赤海峡（Kerch Strait），最终到达亚述海（Sea of Azov）的复杂内陆水道两侧的陆地分别赋予了欧洲和亚洲的概念。［1］当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们——米利都的爱奥尼亚人(Ionians of Miletus)将这条水道指定为他们世界中的两块大陆的分界线时，该水道便成了大陆体系的核心。稍后，利比亚（或非洲）的加入最终形成了三大洲的体系格局。［2］基于这种格局，爱琴海自然而然地成为希腊人观察世界的中心，亚洲实质上是指爱琴海东部的陆地，［3］欧洲指其西北面的陆地，利比亚则指其南部的陆地。<br>    这个方案的反常之处看上去来自横跨了爱琴海东西两岸的希腊文明自身的中介地位。汤因比曾指出，希腊的中部居民利用欧亚分界线来贬低他们的爱奥尼亚近亲，并认为爱奥尼亚人屈从的“亚洲人”（波斯人）的统治与他们谄媚讨好的欧洲人的自由形成了强烈反差。［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希腊思想家都视自己为欧洲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把欧洲作为北部（非希腊地区）色雷斯人（Thracia）领土的同义词来使用。［5］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欧洲包括希腊大陆部分，但不包括岛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部分。［6］还有其他一些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希腊“人种”完全排除在大陆体系之外，理由是，希腊的特性正如希腊领土本身一样，处于欧亚的“中间位置”。［7］因为希腊人倾向于将大陆视作自然实体，并很少考虑文化和政治因素，所以这些争议中无论哪个都有些偏技术性。［8］当他们概述不同大陆的居民时，他们的讨论常局限于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对比，而利比亚则因被认为太小、太过贫瘠而不值一提。<br>    对于那些地理知识仅局限于爱琴海（Aegean）、东地中海和黑海（Black Sea）的人们来说，希腊的两大洲或三大洲体系确实具有实用价值。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种大陆体系随意性便凸现出来。希罗多德尤其对传统的三大洲体系不断提出质疑，甚至在使用这一体系时，他批评希腊地理学家们过于依赖一种假想的情形，试图通过精致的地理理论模型，而不是通过基于勘探和游历的实证绘图法来理解世界，［9］从而导致了他们过度的理论性倾向。希罗多德批评的有问题的地理学特征便是以尼罗河（Nile）分界来划分亚洲和非洲，这种划分方法明显将作为整体的埃及一分为二了。［10］毕竟，如他所说，亚洲和非洲以及欧洲事实上是彼此相连的：“另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事实上是一个整体的大陆被分别赋予了三个不同的女性名称；并且，为什么将尼罗河与斐西斯河（Phasis），或者根据一些人的观点，将麦奥提斯湖的塔纳伊斯河（Maeotic Tanais）以及西米里地峡(Cimmerian Strait)确定为分界线；另外，我也不明白是谁首先标记这些分界线，以及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些名字？”［11］<br>    类似的评说及其共鸣贯穿了整个古典时期，并且使人们不断意识到这些范畴是被建构出来的。斯特拉波在公元前1世纪注意到“针对大陆问题争议颇多”，一些作者认为是岛屿的，其他人则认为是半岛。此外，他还指出“在为三大洲命名时，希腊人只考虑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与他们相对的地方，而没有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考虑……”［12］<br>在罗马时代，学术界依然沿用该大陆体系，并且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欧洲和亚洲的概念表示帝国的东西两部分。［13］在军事方面，则使用europeenses来更准确地表达西部地区，［14］而亚洲则在一种更为本土化的特定意义上用来指代罗马帝国在西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政治分支。<br>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体系<br>    在希罗多德之后约两千年，划分世界的三大洲体系继续引导着欧洲的知识想像，并于古典时代的晚期，在早期基督教作家将其引入诺亚继承者三分天下的故事之后被进一步强化。根据拉丁文圣经译者圣·哲罗姆（St.Jerome）（约卒于公元420年）的说法，“诺亚将世界的三个部分，即亚洲、非洲和欧洲分别给予他的三个儿子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继承”。［15］这种提法的优点是用闪的长子身份解释了亚洲大陆的宽广，［16］同时也为希腊人三分天下的观念赋予了宗教意义。这种被神圣化了的大陆体系模式此后几乎未经变动，并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初期。<br>    中世纪的欧洲因此继承了古典时期的世界地理观念，只不过为其披上了一件经久不衰的神话外衣。尽管最优秀的希腊地理学家在承认传统的大陆概念基础上，强调用红海（Red Sea）作为亚洲和非洲的分界线会比尼罗河更为合适，［17］但这种提法在古典时代的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却经常不敌其反对者。马提诺斯·卡布拉（Martianus Capella）编辑的知识已成了标准的中世纪教材，［18］他认同将世界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三部分，后两者以尼罗河为分界线，并将这种划分奉为真理。［19］其他同时期的颇具影响的百科全书编纂者，如伊西多尔（Isidore）和塞维利亚（Seville）也持相同的观点。［20］<br>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时期，传统的希腊地理学体系则渐渐衰落。欧洲（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有时候被用来指拉丁基督教界法兰克人土地上的新兴文明，并时而对比于东部令人日益惊叹的亚洲。［21］事实上，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Ottonian)(德国)的支持者，以及教皇都将欧洲这一概念作为“上等颂词，（和）文化象征”。［22］但直至中世纪晚期，正式的大陆体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晦涩的地理学研究领域，而在一般的学术探讨中则鲜有提及。［23］在中世纪欧洲人的游历知识和神话传说方面，非洲尤其不引人注目。由于错误地认为非洲土地面积不大且主要是沙漠，所以在当时南方大陆被认为地位低下而被忽略。［24］<br>    当然，学术性的地理学研究又是另一回事，这一领域保留了希腊的三大洲体系，并在摒弃了所有那些所谓的影响空间准确性的内容后，将其抽象为一个世界地理模式。中世纪著名的“TO”地图将世界描绘成一个十字形，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空间神学观。十字形标记（被描绘成在世界圆周内的T字形）代表划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水域；在某种意义上，大陆充当了神圣的十字形标记的背景。大多数情况下，尼罗河都依然被作为划分亚洲和非洲的分界线。在此，古典的权威与神学的神圣相互协作，将实证性的歪曲转化为一种意味深长的世界秩序表述。［25］<br>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希腊和罗马知识的复苏，旧有的大陆体系也重获新生，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权威性。［26］例如，16世纪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塞巴斯蒂安·明斯特提出了“将旧大陆以顿河（Don）、地中海和尼罗河为界分割为三部分的古老划分方法”。［27］尽管在希罗多德之后的若干世纪里，知识的积累已相当可观，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这些古老的分界线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该大陆体系成为对不同的人类社会进行分类时依据的权威。［28］<br>    大陆体系地位能被提升至不容置疑的真理的高度，部分地取决于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在14和15世纪，正当对古典作品进行价值重估的时候，25基督地理学在几个阵线上即刻发生了动荡。土耳其人对其东南边境地区的征服导致了滞留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教社群的撤退；而基督教在东北部的统治与同化行动击败了波罗的海（Baltic）地区最后的异教徒；同时，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天主教文化内部的一股离心力量。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成就了希腊大陆体系的重新崛起。一方面，基督教自东南向东北方的移动，使基督教世界的边界渐次与古希腊意义上的欧洲相重合（尽管并非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寻求一种世俗的自我定位。经历了这几个世纪的动荡，主要用来指代西方社会的基督王国的地位最终为欧洲取代。［29］<br>    当西方基督徒在15世纪开始自称欧洲人时，大陆体系便作为整体开始被广泛使用了。但不久之后，欧洲和宗教界之间全新的（也是部分的）地理一致性便又一次发生偏移。由于土耳其人的持续进攻，加之东部和西部基督教传统的最终分离，导致了东南部欧洲几乎完全脱离了日益自觉的欧洲文明圈。［30］<br>    旧世界，新大洲当欧洲人跨越大西洋后，才渐渐发现他们的三大洲体系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模式。显然，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个单一的“新大陆”加以考虑。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三大洲体系并未立刻升级为四大洲体系，而是首先在知识层面上创造性地将美洲定性为一块独特的陆地，从而使其在地理意义上，而不是在文化上与其他大陆对等。［31］根据伊维塔·泽鲁巴威尔所说，这个再概念化过程整整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部分原因是它带来的可怕的“宇宙学震惊”（cosmographic shock)。［32］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许多欧洲人对这一事实完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迟至1555年，一本大受欢迎的法语地理教科书《世界的划分》（Division du Monde）声称，整个世界由亚洲、欧洲和非洲组成，却对美洲只字未提。［33］西班牙帝国则在更长的时间内否定其大洋彼岸殖民地的大陆地位。根据瓦尔特·米格诺罗所说：“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的（遗留的）‘印度群岛’概念被持续使用至殖民帝国末期；26直到18世纪末‘美洲’概念才开始被持独立主义论的知识分子所使用。”［34］然而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宇宙学家杜亚尔特·帕切科（Duarte Pacheco）及其德国同行马丁·瓦德辛穆勒（Martin Waldseemuller）已经在地图中赋予了美洲以大陆的地位。［35］然而根据这一时期的制图惯例，新大陆像非洲那样被区别对待，给予它一个较之亚洲和欧洲更为低劣的地位。［36］事实上直到17世纪，世界地理学至少承认了美洲“四分天下有其一”的说法。<br>    上述情形说明了，接受大洋彼岸的大陆，并不是仅仅将其添加在现有大陆体系结构中那么简单。正如埃德蒙多·欧·高曼明确指出的那样，“把未知大陆纳入现有的大陆体系中，要求对欧洲宇宙学进行一个根本的重构”。［37］在旧概念中，欧洲、非洲和亚洲通常被认为是组成了一个单一且互相连接的“世界岛”（the Orbis Terrarum），并推测在南半球的对应位置也存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岛”（Orbis Terrarum）——但同时又假设在它构成的独立世界里，如果真有的话，可能居住着另外一些有着完全异样的智慧的生物。鉴于美洲人跟其他人类的情形相同，［38］从而说明了美洲应该是人类世界的第四部分，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另类世界。因此，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学数据颠覆了被构建的宇宙学秩序。<br>    美洲大陆虽然距离遥远，却居住着属于人类社会的居民。从长远来看，它的发现将不可避免地粉碎“世界岛”体系。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主要大陆间的关系都呈现为日趋分离而非整合状态。1570年，奥特利埃将世界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但在他的世界地图中却没有强调各部分之间的分界线，并且一些区域性地图有时候还跨越了“大陆”分界线。［39］到了17世纪晚期，大多数世界地图都清晰地区分了世界主要大陆并配有相应的区域性地图。［40］换句话说，古希腊的一元人类区域观念被组构它的几块大陆瓦解，与这一观念相关的“与世隔绝”如今讽刺性地成为界定其自身的特征。虽然人们已对“世界岛”概念不以为然，但从今以后，用于划分世界的界线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成为一种绝对的尺度。在这个时段，地理测绘的精确度有了引人瞩目的提高，然而，世界划分的概念化却变得如此僵硬，以致带来了一次明显的观念退化。"<br>    ……

前言<br>导言<br>第一章 大陆体系结构<br>第二章 东方和西方，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空间概念<br>第三章 东方和西方，以及东部和西部的文化构成<br>第四章 欧洲中心主义与非洲中心主义<br>第五章 历史想像中的全球地理<br>第六章 世界区域： 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案<br>结论 迈向一种批判的元地理学<br>注释<br>参考文献<br>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