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1辑）（总第12辑）》在文化多元性和跨文化研究日益得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的今天，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各种议题在世界性范围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与中国文学思想相关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对文学思想的研究，从地域上看为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所分享；从学科上看，则存在着文学史与批评史、文论史等专业间的区别，而不同地域与不同专业的学者所依据的视野必然会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视野为研究中国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主要就中国文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中国主流文化与中国文学思想的关系、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翻译与传播、中国文学思想的域外影响和海外汉学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在承认赋比兴都是中国古代诗歌抒情方式的前提下，下面简要地分析一下赋比兴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同。
    情本身是缥缈的、朦胧的，看不到，也抓不住。但诗歌作为情的表现，不能直接把“情”喊出来，而需要把情客观化，通过外在的事物的描写，赋予语言文字所描绘的形象，把情具象化；从而让读者在阅读和吟诵之后，能够从客观化的描写中感受到情，抓住情。这样，我们的古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就不自觉地创造出赋比兴三种抒发情感的方式。可能在《诗经》产生的那个时代，创作者并不知道这种创作方式是什么，后来《周礼》把它们总结为赋比兴三种表情的方式。
    赋，原意是铺叙事物。刘勰《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刘勰这里所说的“赋”，既可理解为诗歌的一种体裁，也可理解为诗歌表现情感的一种方式。就通过“铺陈”达到“体物写志”说，那是将赋作为诗歌体裁的主要特征；就赋要“铺”，“铺采搞文”来说，就是诗歌表现情感的方式了。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①朱熹的说法流行最广，他认为敷陈事物、直言描写就是“赋”，应该说指出了“赋”的主要特征，这一说法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谈到赋与形象、赋与情感表现的关系。朱熹的理解就缺乏文学性。宋人李仲蒙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
    ②他强调赋的叙物是为了言情，这是很有意义的。又，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认为：“须知化工之妙，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日赋，即随物造形之义也。”他强调赋要“随物造形”，把赋与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把朱熹、李仲蒙和李重华三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么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的方式就是指通过直接的敷陈事物来创造艺术形象，以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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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