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①
由一种所谓“异己”、“他者”的身份和立场反观自身，很容易看到习焉不察的缺憾，这成就了王国维过人的}同察力。但是，通过“异己”的“反观”，其实同时也可能是对于自身“文化记忆”的唤醒，而属于自身的“文化记忆”，是自我得以确立，特别是群体自我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起码的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保持“族性”与“自性”完整的最后壁垒。王国维对于“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的揭橥（作为一种反思性的认知），并不意味着他对那些“欲兼为政治家”的“大哲学家”“大诗人”的否定（无论是从认知的角度，还是情感的角度）。如果说“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②的感慨与忧思，表达了王国维一度以“西学”为文化新源、为邦国命运所系的紧迫感与紧张感，那么，“反经信古”则意味着王国维在“西化”已成主流的新的语境中，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自觉又不能不同时唤醒“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及非纯粹文人所能企及的抱负。何况，他早年醉心西学时，就有足够多的篇章表达了他对于“至圣先师”一类人物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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