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董仲舒的人性和天性的契合论比孔子的天人合一论更具有现实性。
首先，它肯定了人人皆有善恶两面，圣人也不例外，与孔子只言心性，不谈人性中的善恶矛盾的历史哲学相比，董仲舒的宇宙论中的人性则极为贴近现实，从而更具说服力。
其次，董仲舒以性与天相契，肯定了“圣人之性”与天性的先天契合，从而将“圣人”规定为教育者，帝王是人世间最大的“圣人”，所以，帝王是人世间最大最终的教育者。因此，董仲舒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①。王在这里成了天的代理人，这一方面是在于“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②的神学论证，另一方面是因为王的人性与天性的先天契合的哲学论证。前者突出了君权神授，后者则强调了王的道统。前面曾经谈到董仲舒一反孔子以圣定位之顺序，代之以位定圣，这就解决了圣人（多）和位（一）的矛盾。但是高居于王位的帝王之“圣”从何而来呢？神学的证明重在于说明王权的根据，“圣”本于德性，是德行到达“耳顺”、“从心”之境之表征，因此，证明“圣”就在于证明帝王和德之同一性。孔子在“心”的层面上，即主观认识的心理层面上来揭示天人的同一性，只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出仕的官僚政治作了论证，在用于证明帝王之圣德时就不行了。帝王以武力取天下，不是由“内圣”而王，孔子之说不仅不适用，而且过于迂腐。因此，证明帝王之圣德就不能从主观的“心”上去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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