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士变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满某些生员冒籍，且大多发生在雍正朝以后。如雍正二年（1724）贵州咸宁府有毕节县生员邵藩爽等，指称童生邵汝钧为其家奴冒籍来考，不但不允汝钧考，还殴伤差役，阻拦考试。雍正九年（1731）江西南安府南康县，因为有广民附籍，遂引起当地童生不满，指为冒籍而聚众喧闹阻考。
第三个原因是考试时的一些技术问题，引起试子与书吏的冲突，以及试子与官员的冲突。如雍正八年（1730）广东肇庆府封川县童生欧朝日等，因为考卷的问题与礼书李旦争执，而至殴打差役喧闹县衙门。有时官员处理考试的方式也会引致试子之不满，而以“凌辱斯文”为藉口罢考。如雍正十一年（1733）湖南辰州府溆浦县童生试，有生员与童生和知县不合，藉口卷价昂贵为由而聚众阻考。乾隆十七年（1752）砀山县，县令因为生员点名时人多拥挤，于是下令赶逐闲人，遂有廪生藉言凌辱斯文而率众阻考。
参与士变的人数与规模由数干人到数十人都有，尤其是乡试的科场士变，因为受影响而落榜的人数较多，所以规模较大，多在数干人左右。有些例子显示除了童生或生员参与外，还有旁观之平民参与。如康熙二十六年江南乡试科场事件，诸生监群殴常熟县令，又到主考米汉雯署所鼓噪肆骂，米令家丁执十三人，其中一人为生员，一人为监生，另一人为武生，其余皆是经过而加入的平民。③在嘉庆九年（1804）江苏松江府也发生了一次童生罢考闹署事件，在《明斋小识》一书中，有关于此事件形成的过程以及参与暴动成员的详细记载：
郑太守示期十一月府试，七邑之童已集，至十二月初六悬牌，初八考试，初七午后公出，牌又收去。时上、南两县童生，资脯竭矣，去住皆难，相约禀诉，连遑聚堂上。延至黄昏，轰声如雷，霎时灯灭，一哄前进，而奸吏蠹胥，酒徒地棍之属，假冒童生，手持短器，狐牙獂蚤，悉敢噬撅，由暖阁直达内寝，窗棂门闼，摧散几尽。幕友官亲，仓兄逃窜，夫人出后户，避华亭县署。刁中军骑马作弹压，众挤之下，徒步逃想提台，提台轻裘缓带至，温语抚循，噪嚷始息。
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童生的科场士变演变成暴动时，多会参杂更复杂的成员。以上的事件中，本来只是童生聚集到府署集体抗争，但是最后却因为有假冒童生的“奸吏蠹胥”、“酒徒地棍”之属，使行动更为激烈，而转变成集体暴动。
动员的方式有的靠揭帖，如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科场案，据当时人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记载当时江南各郡生员“遍贴公传”，揭帖的内容如下：
丁酉主试分房，违旨逆天，公行贿赂。两江盐商、典铺纨祷子弟，一榜尽收，孤寒厄抑，天怒人怨。若不上闻，从此制科可废。公约本月初五日，大集文德桥文庙，哭告先师，随赴各衙门告理，恳祈具疏。
有的鸣锣击鼓以聚众，也有以歌谣告示与传单来通知。歌谣与传单的内容常带有讽刺的意味，如康熙四十四年顺天京闹事件，落第考生散发传单，并造歌谣：“老姜（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姜、李分别指主考姜宸英与李蟠。又如康熙四十四年顺天乡试有一对联云：“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左、赵分别是指当时主考左必蕃及副主考赵晋。讽刺科考不公的匿名揭诗与揭帖，成了明清科举史上的特征之一。这类工具的传播效果非常，如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科场案所以传播开来，甚至传到皇帝的耳中，就是靠这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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