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兴趣和关注的焦点毋宁是：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
作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持严肃且理性态度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论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急剧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构）的原因外，无不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转型）观”。
中国现代化若要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走出两难困境，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无可回避的艰巨课题。
为了促使理论界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为了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在认真的思考和反思后，认为有必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一理论的根本目标在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致力于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会。通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达成中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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