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战国时代至17世纪初叶，日本在对外交往中构筑了自我。在日本，这种局面的产生有以下三大理由。第一，由于东亚进入了明朝灭亡（1644年）后出现的混乱时期，日本脱离了中国的帝国体系，提高了其相对的独立眭。第二，由于葡萄牙人和欧洲文明的进入，日本接触到了比“唐”、“天竺”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还受到了后来建立清朝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第三，天皇和武士双重政权的状态，随着武士政权的确立而形成新的国家体制。我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分别提出了持续至今的日本模式。信长时期的日本宽容基督教，对西方事物颇感兴趣，同时积极从事南蛮贸易。不仅注重引进外来事物，还有不少“走出去”的例子。例如，1582年四少年天正赴欧使节、前往暹罗（泰国）的山田长政、受伊达政宗派遣前往西班牙和罗马的庆长赴欧使节的支仓常长等人，这些历史事实都因信长的日本设想和模式得以实现，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国际日本”。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就在于西方实在“太远”这种单纯的距离事实。这不仅因为信长在统一日本中途去世，而且东西日本的差异导致信长试图构筑的国际日本模式未能以稳定形式固定下来。这至今仍然作为日本所具有的条件发生着作用。相对而言，秀吉时期的日本可以称为“大日本”。秀吉继承信长后，为了削弱基督教这种来自西方政治势力的潜在力量，遂驱逐传教士。但是，欲在自己的管理下，垄断同为基督教传教手段的南蛮贸易。另通过朱印船贸易（不是始于秀吉而是家康的学说日见增多）等将影响扩大到东南亚。他在对东亚的政策中最为出名的是出兵朝鲜半岛，不可否认，这其中存在秀吉晚年夸大妄想癖的影响，但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时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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