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有忧色也。’庄王之所以忧,而君独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谢日:“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刘向:《新序·杂事第一》)
在吴起看来,君主纵然贵为国主,但考虑问题毕竟不及群策群力更为合理、可靠,正是利用这一理由,他最终使魏武侯认识到君主如果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将丧失“借智”的参谋功能,也势必滋生亡国之忧。吴起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史实的印证。在中国历史上,是凡政治开明、经济发展的时期,君主无不以扩大决策的开放性和广泛性为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还形成了从制度上对这种群体决策加以保障的传统,即设置谏官制度。自周代设“保氏”以降,历朝都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有别,权限和作用各异,但总体上谏官制度保持一以贯之。唐代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还特意增设谏官职数,有左右散骑常侍四人,掌管规讽过失、随身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八人,负责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缺及拾遗各一十二人,专司供奉讽谏,小事上封事、大事廷议。可见,当时的谏官体系不仅人数较多,而且职责和功能也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谏官制度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监督君主的言行,另一方面则也可以帮助君主作出较为清醒、理性、严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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