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农，1957年生于北京，为澳大利亚籍学者，获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澳洲拉特罗布大学经济学博士，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澳洲拉特罗布大学、迪肯大学、香港大学持续进修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任教职，现居住于中国香港特区。

    美国和日本的政局发生重大的变动，出现了以“改变”为政纲的黑人总统奥巴马，而鸠山由纪夫的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改变了战后逾五十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定制，两者都是时代性的显著变化，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不仅复兴事业标志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再生，而且现代化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连美国霸权的兴起过程都无法与之相比。而更特别之处是中国非西方、非基督教和非武力的特殊发展性质，是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和自我更新进入世界的前列。这本《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定位》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讨论能够在多少年之内使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而是确立复兴的思维和信心，认清至今出现的历史性机会和重大责任，避免“洋务运动”的结局，继续在竞争中挑战现有格局和走向成功，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利益要求达到目的。中国的新定位要界定与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量，并且在修正思维定式和超越时事纷扰的基础上，从继往开来的角度看待和解读中外历史演变中的阶段性问题。

    中美建交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但两国之问的经贸往来成为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主题，演变成今日双方的经济利益互相纠结，也成就了中国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被美国视为威胁其独大地位的一个重要理据。美国在持续享受中国的市场机会和廉价出口产品的福利之际，开始不断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施加限制和约束。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很少有互相通融的余地，基本上各行其是，出现直接军事冲突和大战的概率也比较低，因此经贸方面既是双边关系至今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石，也是频繁摩擦的根源，既互惠又对立，既冲突又可以协商甚至妥协。以往基本上是由中方去熟悉和接受美方提供的框架和规则，今后也有中国争取修改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可能。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灵活，与国际接轨的欲望强烈，一向强调“ 出口创汇”和“出口导向”的方针，从最初的外汇饥渴到如今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供应产品，两头在外和订单生产，都是以增加出口为首要目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贸易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而出口目的地则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制造”的泛滥既为中国带来美元、就业和税收在内的收入，也滋长为中美贸易纠纷的主要症结。目前中国的强大实力大半来源于此，外部压力的增大也由此而来。
    出口大涨发生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前期“出口导向”方针下的艰苦努力在二十一世纪初获得回报。美国当时同意并且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也有失算之处。美国此前的表现主要是推托，致使中国未能及时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其后的入世申请和谈判拖沓不已。美国一度以这个国际组织作为限制中国势力的主要地方，中国既然不具备加入资格，就仍然被作为另类排斥在外，难以成为被认可的大国。中国和俄国都被划在这一圈子之外，享受不到互惠贸易的好处，被迫承受高关税。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人的对立意识更加强烈，允许中国加入这一国际组织是同他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态相悖的。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又渴望进入中国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得以在稳固的基础上和稳定的商业环境中进行贸易和投资。在由他们引导和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扩大海外市场是最基本的要求，以前被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锁住的潜在人口和市场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开放，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市场规模突然增加了一倍有余，包括中国，必须尽快占领和争夺新的市场份额，抓住天赐良机，把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推销给更多的海外消费者。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之下向外扩张的动力是如此巨大，甚至可以超越本国狭隘意识形态的局限和阻力。
    因此，美国以前给予中国的年度最惠国待遇仍然要延续下去，作为双方贸易的基础。在政治挂帅的冷战后初期，美国企图以贸易条件为武器制裁和遏制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要经过年审，由充满敌意的国会加以通过，不确定性和突发偶然性很强，任何一年都可能因为个别原因而无法通过。海外民运组织就是坚决的反对者，希望美国政府放弃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从而在经济上把中国压垮，政府垮台，有助于他们重返大陆掌权。某一年中的形势特别恶劣，不少所谓的专家都认为此待遇无可避免地要被取消了，结果克林顿总统仍然予以通过，并宣布他以前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做法无效。这主要是因为主张促进开放和贸易的国内势力也在提出加强贸易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无法置之不理。这种每年一次的游戏折腾令美国工商界十分烦恼，让他们难以进行长期商业规划和海外投资准备，触底反弹的结果，形势逆转，造成以后不再进行年审的主流意见。而稳定持续的最惠国待遇又是一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条件，迫使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这一非常实际、与道德或宗教无关的问题。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克林顿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实际上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得以合法地固定下来，不受某些临时因素和政党意识的干扰。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很大的诱惑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内部条例法规修改都是以向世贸组织规定靠拢为标准而推出的，在最后阶段与美国谈判时又由高层作出政治性决定，为达到签订协议的目的作出了让步。
    美国此前因为犹豫已经放弃了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现在也抓住时机最后结束中美入世谈判，为中国正式成为成员扫清了障碍。在加入了联合国之后，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又加入一个主要国际组织，可以说从那时起就不再被排除在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之外了。一个长远性的结果就是美国不能再轻易对中国采取针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措施，两国关系之间增加了一个稳定器，除非发生正面战争，双方的贸易往来仍会继续进行，中国享受正常贸易待遇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可以避免轻易受到侵犯甚至被剥夺。这与入世前美国每年审查最惠国待遇的危急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谈判团队在签署协议后表现得非常高兴，完成了他们的指定任务，从事后公布的清单中可以看出，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涉及众多领域，细致而微，得到中国的承诺后可以进入许多行业，包括尚未开放的行业，所以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然不会决定签署。他们后来发现，不是当时在谈判中施压不够或利益榨取不足，而是未能准确预测中国的发展速度，大为低估，以致感到有些后悔以往要价过低。这不是美国谈判代表们的过错，没有人可以预期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疯狂发展和强大出口能力，以及美国在双边贸易中迅速积累的巨额逆差，不少美国人此前还在跟随“中国崩溃论”的旋律起舞，设想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外资冲击下出现萎缩，因此当时签署的文件确实反映了美国官方的预期，有效地达到了美国的既定目的。
    对于这个后来意识到的错估问题，美国人采用了三个应对方法。他们首先试图在世贸组织之外解决，返回到双边关系的范畴，依靠自身实力对入世谈判中忽略的部分与中国进行再谈判，分开谈不行，还要集中归拢来谈，具体做法就是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构架，自二○○六年起，半年一次，以便及时提出美国关心的议题和临时要求，以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和解决问题。回顾历次中美对话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由美国人提出各项要求，由中方被动地以不同方式给以满足，或者会后派出大型采购团到美国签单，以额外增加美方的实际收入。对话中前后提出的议题包括向美国企业更多更广地开放国内行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占优势的金融和服务业，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用人民币升值抵消美国贸易逆差，更多地购买美国国债，等等。直到第四次对话，美国已然身陷次贷危机，才由中方主动一次，提出金融监管、美元贬值、市场经济地位等自己关心的议题，略微扭转以往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对话举行时，小布什政权苟延残喘，奥巴马已经击败年迈的麦凯恩当选下一届总统，对话变得毫无意义，财长保尔森也意兴阑珊，即将离开白宫，就业前景未明。各国包括中国都在等待新的奥巴马政权出台新的政策，之后的会谈被改为奥巴马总统主持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双边关系中的角力，虽然不会影响世贸组织之下得到保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场合，来推动自己的议程和通过单方面施压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在双边会谈中也确实比多边会谈更加容易从中方代表处获得让步。
    美国的第二个应对之策是充分利用当年在中美入世协议里边加上的一个特别条款，确认中国在十五年内不得享受“市场经济地位”。在这一设定前提之下，美国可以很方便地对中国实行区别对待，不同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按照自己的需要施加贸易压力，有足够的借口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指控和活动。这在中国出口大涨、美国贸易逆差剧增时非常有效，而且容易获得国内国际的认可，即使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士，对此也难以反驳。中国当时估计美国不会频繁引用此项条款，未充分意识到美国依据这一条款采取限制行动的意愿如此之强，成为双方贸易纠纷一个主要来源。中国无法诉诸世贸组织将此条款取消或驳回，只有在随后的时间内极力设法获得其他国家认可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地位，结果等于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入世谈判，投入与单个国家的谈判并提供优惠条件，以获得那个国际组织的完整成员身份。但是直至今日，中国无法得到主要经济体和贸易伙伴的认可，如美国、欧盟和日本，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国家之一是澳大利亚，承认的原因也不外乎中国是它的最大客户和双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不承认那个经济地位身份双方就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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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美利坚的执着
中美对峙的轨迹
应对政治围堵
“中美国”的互动和交锋
企望“崩溃”

第二章 老欧洲的苍凉
受挫的雄心
欧美依附关系的诡异
欧盟核心与“新欧洲”的分离
立足未定的欧元
欧盟中国的政治争锋
经贸关系难解之结
老欧洲的前景

第三章 两百年之大变局
变化无限之道
由“三千年一大变局”到“两百年之大变局”
中西之势的世纪逆转
摆脱经济金融领域的窘境
西部和“新边疆”

第四章 思想解困
公平竞争心态
跳出思维和认识误区

第五章 卧榻之侧的隐忧
日本
印度
越南
俄国
澳洲

第六章 战略和军力
判断决策
海陆权争
海军建设
军队战力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