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特·L.麦克姆逊（Scott L. Malcomson），1961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期间专业方向为中华帝国晚期历史，毕业论文《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发表在伯克利的《历史回顾》上。1983年为《纽约时报》工作，2001年至2004年任职于联合国人权组织。现为《纽约时报》编辑、畅销书作家、美国笔会资深会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终身会员。主要著作有《Tuturani：太平洋群岛的政治之旅》（1990年）、《帝国的边缘：东南欧、土耳其和中亚游记》（1994年），《一滴血：美国的种族灾难》（2000年，被选为《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2000年重要的书" 和"年度学术著作"）等。曾经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杂志奖。

　　《一个时代的终结：后“9.11”时代关于美国权力的个人回忆录》主要内容有4个方面
　　1、 9·11事件发生那一刻，作者处于事件的核心地带，目睹了整个过程，那种难以置信的悲伤和心肺撕裂的感觉迄今难忘，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无法形容的悲伤，同时也记录了幸存者的感受和行动。
　　2、 作为一家独立而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的编辑，作者详细记录了媒体记者和编辑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如何做出版面内容的选择，如何寻找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报道及评论。
　　3、 在9·11背后迷雾一般的现实中，在巨大的忧伤、愤怒的阴云笼罩下，对发生在9·11事件背后深刻的社会、国际和政治原因进行理性的分析、保持明智看法、设法在传媒上保持个人和大众由9·11引发的各种情绪之间微妙的平衡性，是极其的困难的事情。而这正是一个新闻记者在灾难来临时需要做的事情，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及他工作的媒体上是如何艰难地保持这样的平衡，并且继续探索这场灾难背后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和行动准则。
　　4、 对美国国家力量和政策的反思和批判
　　9·11事件不仅仅引发美国政府的反恐政策的实施，而且引发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反应。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9·11之前或许美国人和美国政府都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对美国力量的挑战力量的存在，而且这样的挑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挑战，它是潜伏的、隐蔽的，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政治根源。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在911以后对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具有攻击性的反恐策略和国际政策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批判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也充分显示了美国独立知识分子卓越的自我反思能力。
　　作者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其一方面能够以内部视点近距离观察美国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从外部视点洞见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局限性。在结语中，作者以这一变动的时代为背景，对奥巴马政府进行了评估。

　　作家、《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斯考特·麦克姆逊既是“9·11”事件的现场目击者，又曾为联合国人权高官工作过，《一代人的终结》以独特的视角、沉思而优雅的文笔刻画了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在“9·11”事件之后沉痛反思美国全球权力的心路历程。此书既有震撼人心的现场镜头与亲历者的强烈感受，又有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以及联合国人权外交的敏锐观察与细致分析，情理兼具，是一本了解美国社会内部对“9·11”事件的反应与反省的难得好书。
　　——引自著名作家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的评论

　　通过对“9·11”事件之后的影响和纽约原貌的描写，斯考特·L.麦克姆逊将我们又带回到了那个特殊的时期。在那段时间，人们对美国自身的意义和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意识既特别清晰，同时也异常困惑。这本书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如今又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一本忠实于现实并将事件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作品。
　　——斯蒂文·科尔，《幽灵战争和本·拉登们》的作者，新美国基金会主席

　　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世界主义者，斯考特·L.麦克姆逊同时也深爱着他的国家。他帮助我们了解了“9·11”恐怖袭击和两年后巴格达联合国代表处遭遇袭击给当地人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全球政治的重要意义。身为丈夫、父亲、朋友、同事、记者、编辑、美国人和一名世界公民，作者在本书中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科韦姆·安东尼·阿皮亚，《荣誉密码》和《世界大同》的作者，美国笔会主席

　　《一个时代的终结》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完全混乱和迷失的痛苦阶段，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向导。麦克姆逊无畏的研究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9·11”之后的最初几年对塑造我们今天世界的重要性。
　　——考尔逊·怀特海特，《纽约巨人》的作者

　　当我走到大桥中间时，轰隆声响起，第二座高塔塌下来。在这瞬间，上千人掉头看去，世界几乎停滞，有人发出惨叫。我看了一下手表：上午10：30。高塔像瀑布一样垂直泻下来（如巨大的水柱）。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巨大的东西却以这种方式倒下。也许只用了15秒钟。
　　随后这上千人转回身来，继续向布鲁克林走去。一些人哭了起来，他们的朋友或陌生人在旁边支撑着他们。这种帮助就这样丝毫不动声色、快速而真实地出现了，却又是这么惊人。我们刚刚还看到有上百个像我们一样的人死去。
　　一个男子出现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进城。他用手指着高塔--许多人曾经生活在其中--以及高塔上的天空说，“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已经有人付出了。”我说。我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意思。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我的思想麻木了。城市上空新露出的天空的光亮和这些新的死亡带来的沉重气息混合在一起。
　　随着大桥的斜坡渐渐伸入曼哈顿，烟雾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少。不管怎么说，我还能呼吸，但是感觉很不好。伴着燃烧的塑料和湿粘土一样的东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气味。
　　我想向左转，去双塔那边看看，但要去《纽约时报》社，我就必须向右转。我的责任感带我向住宅区方向走去，途经市政厅和中心街的法院大楼。绝大多数警察和消防员都冲向了世贸中心，无论那里面还剩些什么，因此街道上没有什么人。市民都已经逃离了，官员们还没有来接管。我觉得我拥有整个城市，这种感觉通常产生在紧急时刻或暴雪肆虐时街道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还活着。
　　安全人员已经将贾维茨联邦大楼周边的空地清理出来，这座大楼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总部的附楼。我几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老参议员雅各·贾维茨--曼哈顿的下东区移民的儿子，一个好心的共和党人，他不会介意别人把他的名字安给那些大楼。我很高兴他没能活着看到他的城市发生这种事。我过去也从没想到死亡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有些事正好发生了；有些事让你希望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
　　向北走穿过唐人街时，我试图用手机跟贝基取得联系，但移动电话系统已经停止工作。许多人在付费电话厅前排队，他们全身上下灰头土脸，但都在耐心地等着，只为说一声他们还没死。两名唐人街的男子把壁炉从他们商店的招牌上拉下来。除了关门停业，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谁知道这一天还将会发生什么？谁还会有哪怕一丁点的其他想法？穿过唐人街北部，信息变得越来含糊，越来越不明显。尽管有那么多人只是张大嘴站在街上，盯着市中心方向，他们在等待吗？也许索霍区的店铺可以继续营业？到王子街附近时，我看上去已经有点古怪了，因为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灰，眼睛里、鼻子里、嘴里、头发里。这些灰尘是或者说曾经是两座高大的建筑物仍然存在于世上的微尘，也是几千人留下的部分微尘，我用舌头感觉着，并舔舐着嘴唇周围的边缘，然后吞咽下去。再见。
　　当我走到纽约村时，我拍掉衬衫上和脸上的灰，因为人们都奇怪地看着我。在贝德福德和休斯顿附近，在消防站不远的地方，一个女人机械地用脚打着拍子，似乎希望以此来排解她的悲伤。她刚刚知道这件事，她对站在她面前的一个女人说，她是她的朋友，“他们说要等，因为他们还没有任何信息。”第二个女人哭了起来，几乎站不住了，喃喃地说着什么。第一个女人支撑住她，脚上的节奏更快了。她伸开胳膊，搂住她朋友的肩膀，尖叫道：“不，不要说这些！不要说！他们还没有消息呢！”
　　我发现自己到了我妻子姐姐家的附近，纽约西村。我走得有点累了，想向她借用一下自行车。事情发生时，她正在她寓所附近街角的熟食店里买东西，这使她避开了眼前的灾难。此时，她的一个同事跟她在一起，我们谈话时，这个年轻女人一直畏缩迟疑。这个女子（我妻子的姐姐悄悄告诉我）早些时候已经去过办公室了，是在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之前。她们的办公室位于钱伯斯街南面的教堂街。当飞机撞击时和撞击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到人们从空中坠落。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坠落，因为他们不是被推下来的。他们是在飞，
　　一直坠下来，摔死在路边。
　　我妻子姐姐的同事逃离了那个现场，匆匆往北走；现在她在这间熟食店的柜台边，心有余悸，几乎不能说话。她无法回自己位于新泽西的家，因为所有的公路都已被关闭。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她一直呆在我妻子姐姐那狭小的公寓里，不说一句话。
　　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继续向北走，由于在市中心吸入了灰尘所以一直不停地咳嗽着。
　　《纽约时报》社位于百老汇和第八大道之间的东43街。我直奔我在10层的办公室。一下电梯，盖尔·柯林斯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她以前是专栏作家，五天前刚刚成为社论版主编。她显得轻松而自信，但是她也需要帮助。我的顶头上司，评论版主编特里·唐，一直无法从新泽西赶过来，因为桥梁和隧道都已经关闭，而渡轮或是停运或是正在进行抢救工作。其他同事人也都不见踪影。
　　评论版的五个编辑只有我和玛丽·苏今天能来正常工作。由专栏作家来填补我们的版面的决定已经做出，除非从外面来一些更合适的新闻。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专栏作家是否都安然无恙，不管怎样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接下来几天的计划。因此，玛丽和我开始试图寻找合作者，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接下来一天、两天或更多几天的情况。我们打电话给前国务卿、恐怖主义的专家、知道大楼构造的工程师、航空安全专家。我们试图联系小说作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对人类状况有基本专业知识的人，希望他们多少可以阐释一下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被《纽约时报》评论版聘用有几个原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对外交事务的报道。我曾在国外工作过几年，在南美、非洲、欧洲、中亚和太平洋岛屿都写过文章和书。我的文章涉及竞选、疾病的爆发和谋杀，商业故事和文化故事。而这一切为我积累起职业的专业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以专业的眼光从外面看美国。在评论版，已经很久没有人具备类似的经验了。这似乎很奇怪，但确实给我这种感觉。这在《纽约时报》社工业民主的商业经营模式中，是有道理的。其基本指导思路是，把一个记者发展成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能够独立存在的技能机器，他或她无论被派到罗马，或到纽瓦克学校董事会、到体育领域，或是到商业领域，其才能都不会打任何折扣。对此记者的异议是，他没有必要发展（或限制于）一种特定的专业知识；而管理层的看法是，记者是可替换的。在评论版，这种“民主”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我们所找的作者--他们不得不成为专家--但这种说法确实适用于他们所说的话，因为这些话必须是能被理解的，并且是对我们一般的读者有用的。作为编辑，我们不仅必须要比我们一般的读者知道得多，而且还要能够想象出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最终的权力是在编辑手里，而不是在作者手里。曾经有人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被激怒的编辑对着电话大吼：“当我们希望你发表意见时，我们会告诉你的！”）编辑，谁最有能力把未得到明确通知的观点解释清楚，谁就往往能赢得做社论的机会。这是一个奇怪的平衡效应，但也是一些人常去采用的方式。
　　今天早晨之前，外交事务在这个版面只属于适度报道。美国力量和领导地位是安全的，而且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而外交话题一般定位于：中东会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扩张，爱尔兰共和主义，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敌对。而现在，这一切即将改变。
　　这个时候很难把电话打进曼哈顿。同时往波士顿和华盛顿打电话也很困难--绝大多数给评论版和电视供稿的评论家都在这两个城市以及纽约。主要权威媒体的罗洛德克斯卡片索引系统很有些用处：我们不停地看到我们一直打电话要联系的人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有时我们看到CNN上出现我们没有想到或不知道的人，也会马上通过系统找到这个人的电话号码。乔治·舒尔茨，曾经是罗纳德·里根的国务卿，他给我回电话时，我刚好不在办公桌旁，然而半个小时后他从旧金山的一个演播厅出现在CNN电视上。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和他的士兵在聚光灯下出现时，显得很不舒服。前不久我曾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公寓的一次聚会上碰到过他一次。我当时被他的幽默感和他的不安情绪所震惊，同时也震惊于他所说的关于美国将来可以选择战争--选择战争后被称为战争的选择，因为没有真正必要的战争，只有战斗的可能性，而美国，作为不确定的霸权国家，有选择战与不战的权利。
　　……

前言
一  一天
二  我们陷入怎样的冲突
三  拿起你手中的枪
四  最后的美国时代
五  在国际社会
六  日内瓦
后记 力量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