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才子倒“袁”先锋
邵飘萍（1884～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浙江东阳人。邵飘萍的曾祖父邵棕球是当地有名的书生，性格刚烈，性情耿直，在当地很有名望。祖父邵煜光早年走失，靠奶奶将邵飘萍的父辈养大，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是个寒门秀才，以教书为业，膝下四子四女，邵飘萍最小，加上祖母，家庭有十多个人吃饭，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社会动乱，东阳当时社会不太平，于是很多东阳人纷纷迁往附近的兰溪、建德等地谋生，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带领全家迁到离东阳不远的金华。
邵飘萍5岁随父启蒙，在父亲的教导下，邵飘萍学习刻苦，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神童”。6岁读书，10岁能作文答对。14岁的邵飘萍在父亲的督促下，前往杭州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了秀才第一名，主考官考虑年幼容易骄傲，把他降为第10名。1903年，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年仅21岁的邵飘萍，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赴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8岁入浙江高等学府，在校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毕业后邵飘萍回到金华任教，仍然继续为《申报》撰稿。
邵飘萍年轻时积极参与救国救民的运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立志“新闻救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涌现。邵飘萍的办报欲望被点燃，他难以抑制心中激动的情绪，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教师职务，只身来到杭州。在考察完当时杭州的所有报纸之后，他找到《汉民日报》报馆，拜访了这家报纸的社长杭辛斋，二人一见如故，邵飘萍很快便加盟《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实现了自己“新闻救国”的愿望。
在《汉民日报》工作期间，邵飘萍发挥了他的强项，针砭时弊，抨击地方官僚，讨伐“袁贼”，遭到袁世凯的痛恨。一次，袁世凯手下从屋顶向报社投弹，邵飘萍他们提前得到情报，早有防备，在楼梯、窗户、阳台等地方铺垫了被褥、棉花和布料等，避免了爆炸的发生。1913年3月，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刺客暗杀后，邵飘萍立即指出“有行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矛头直指袁世凯。他抨击当局“鸣！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由于邵飘萍等人的言论，浙江都督朱瑞以“二次革命”嫌疑罪逮捕邵飘萍，封闭《汉民日报》馆。获释后，邵飘萍仍毫不畏惧，身骑大白马，回乡看望父老乡亲。之后，他于1914年腊月东渡日本，就读于浪人寺尾亨为中国人办的政治学校。在日本期间，邵飘萍登门拜访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要人（如黄克强、陈友人、陈英士、黄庸白等）和一些新闻届的挚友（如张季鸾、胡霖、潘公弼、杨虎公、徐佛等）。学习期间，他和潘公弼等三个同学创立《东京通信社》，为京、津、沪、汉等城市著名报纸写东京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活动的情况，同时揭露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
1914年8月21日，《朝日新闻》发《中国新议定书》六条，说中国已经同意作为日本的被保护国，第三国不得侵害中国。否则，日本将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这样一来，中国就被日本控制了，日军要入侵中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危机就在眼前，邵飘萍立即将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电发国内，提醒国人奋起反抗。时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日本就趁德国无暇东顾，对德宣战，声称替中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国土，派大批军队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强占青岛和胶济路全线。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野心，居然准备承认。这个肮脏的交易虽然在极端秘密地进行，但是，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外国媒体获悉，并公开发表。邵飘萍最早向国内及时提供报道，予以揭露。李大钊也为“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挽救濒于危亡中的祖国。两人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揭一呼。“二十一条”被披露后，海内外华人同声声讨袁世凯。邵飘萍继续组织留日学生利用报纸、杂志、集会等方式抗议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二十一条”，全国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打倒袁世凯的强烈呼声。当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加入倒袁斗争。他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仅1916年的前五个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36篇社论、134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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