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1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未见过父亲，出生不久母亲也去世了，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祖父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还开过杂货铺，所以家境比较富裕。他7岁入私塾读书，15岁考入河北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出外读书和工作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抚养6个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语、日语。在校期间，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学会刊物《言治》编辑，并发表过政论文章。毕业后在众议院议员汤化龙的资助下，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章士钊的器重，认为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二人遂结为好友。通过章士钊，李大钊又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及高一涵等。
1914年秋，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这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知名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同时，还从事外国学者著作的翻译工作。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并任汤化龙的秘书。后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不久辞职，参加《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在近5年的时间里，他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并组织了图书馆讲习班，对图书馆的教育、管理及美国图书馆概况做过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他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新知书社、赈灾社及太平洋问题研究会、非宗教大同盟等。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作为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及邓中夏、周恩来、高君宇等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过李大钊的影响。后来，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同时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运动、唯物史观、社会立法、女权运动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演讲报告，总是受到热烈欢迎。
（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将。早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之初，就同创办人陈独秀站在一起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展开猛烈进攻。在1916年9月发表的那篇气势磅礴的论文《青春》中，李大钊用满腔的热情，激励青年们自觉奋起，“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此后，李大钊大量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等外国学者、作家的观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述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他与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高一涵、周作人等共同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辟新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
（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外反动势力把新生的苏俄和马克思主义诬为“过激党”、“洪水猛兽”。李大钊却勇敢地站在苏俄和社会主义一边，在中国最早放声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最早理解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早在1918年下半年，他就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颂扬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18世纪的法兰西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体现了“20世纪全人类人人共同觉悟的精神”。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将来的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后又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毛泽东、邓中夏等革命青年影响尤深。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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