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方相关的理论,可以发现几条非常有价值的一般原理(也是经典著作中通过提炼而达成的一些共识):
一是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这是政党存在的价值前提。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群众性政党的增多,西方学者对政党之于民主政治运作的积极作用越加重视。首先,因为政党是直接民主不可能情况下的次佳选择。政党作为联系民众和政府的桥梁,是民众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它在输送政治精英、表达和综合民意、政治社会化、抑制过激的政治冲突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次,因为执政党最基本的作用是代表人民执掌公共权力、管理国家和领导社会发展,代表性是政党执政和运作的合法性基础,政绩的正负面效应是衡量政党运作和执政效率的主要标志。因此,在今天的西方可能没有人会反对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
二是政党有自发的官僚化倾向,会强化政党寡头统治的倾向,但却是可以通过民主来加以控制的。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和米歇尔斯、韦伯等之所以成为经典大家,就在于他们对英美和欧洲政党的实践分析和不同角度的理论透视中几乎都得出了相似的政党内寡头倾向的弊端,指出这是由政党组织内在的等级性和政治人物的本性决定的。这一弊端会损害政党追求民主的初衷,削弱政党作为民主政治工具的功能,存在政党退化为追求小集团或个人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的危险。后来的学者正是在承认这一倾向的前提下才不断发展政党理论,指出可以通过内外兼施,即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加强对政党的外部规范,来发挥政党的作用并保证民主的目标。在今天看来,任何一个想长期发展的政党都必须重视研究政党的寡头统治理论及其矫治办法,为自己的执政把脉。
三是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政党体制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效率,并影响一国的政治发展前景。萨托利对政党体制的详尽分析和亨廷顿对政党与政治发展关系的分析价值即在于此。萨托利告诉人们,研究政党体制极其重要,因为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合法存在的政党数量是衡量政党所在的政治市场的竞争性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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