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1937年11月，在山西抗日前线领导八路军抗战的朱德总司令，给四川老家的亲属和好友各写了一封信。给亲属的那封信说：“那些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决不宜来我处。至于真心爱国，能牺牲一切，吃苦耐劳的人，不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给好友与龄的那封信说：“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我已不能再顾及他们。
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我十数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法币，’请速寄家中朱理书收。”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竟要靠借钱来养活艰难度日的母亲，这对于那些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官僚来说，恐怕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正是靠这样的作风，延安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千千万万追求真理的青年。到延安去，成为许多爱国青年的追求和选择。
在延安城东南的山顶上，有一座唐代修建的宝塔。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奔赴这里的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一看到这座宝塔，就觉得是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他们宁愿放弃重庆等大城市的优越生活，也要到这里来接受一种精神的洗礼。正是在延安，在宝塔山下，在延河水畔，他们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获得了一种人世间特别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和灵感。
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抗日战争时期，有近百名外国记者带着怀疑和好奇来到了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1938年，荷兰著名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斯，在国统区拍摄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他原计划到延安拍摄，但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而没有成行。这时，他得知中国电影工作者袁牧之要到延安拍摄纪录片，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架“EYEMO”手提摄影机和2000米胶片送给了他。正是这架摄影机，记录下了黄土地上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或许一张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毕业证书会告诉你。
当时的延安，是一个文化精神异常丰富多彩的世界。这里办起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十几所学校。有中共中央党校，有马列学院，有民族学院，有艺术学院，有女子学校，有青年学校，甚至还有自然科学研究院，等等。
最有名的学校，则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所学校还先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养出10多万名抗日军政干部。青年们来到延安，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技术。在一些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毛泽东还常常去讲话。他说：你们在宝塔山上学了几年，就要下山了。传说中姜子牙在昆仑山学道成仙要下山的时候，他的师傅元始天尊送给他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要他去安世治乱。你们今天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不过你们在这里修炼的是马列主义真经。你们到各地区开展斗争，我也送你们三样东西：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许一个粗瓷海碗会告诉你。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三制”的政权模式。
也就是说，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于是，我们在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在进行豆选。
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放着一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的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背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民主，用它那最直接的方式，给庄稼汉蜕去了心灵上的老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
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就这样被选进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里任职。担任边区参议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鼎铭的地方绅士。他也会些中医，曾开了几张药方给毛泽东治好了病。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叫“精兵简政”的议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有人反对说，抗日战争正是紧张的时候，“精兵”就不能发展部队，“简政”就很难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精兵简政”势必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有人因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甚至怀疑他提出这个议案的动机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后，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还批注说：“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于是，在这届参议会上，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管谁提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他的办。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许一把锄头、一块肥皂会告诉你。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岁月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很难维持庞大的军政机关的开支。随着精兵简政运动的开展，延安还发动了大生产运动。起因也是一件来自民间的小事。有个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有关部门觉得问题严重，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不仅没有去审查严办，反而思考老百姓为什么会对自己不满。经过调查，知道是边区政府的征粮政策给老百姓压的负担太重了，由此，中央决定通过一场大生产运动来解决粮食问题。有一首叫《南泥湾》的歌，说的就是王震将军率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种地的故事。过去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有人烟，八路军到来后，让这里变成了塞北江南，到处是良田，遍地是牛羊。在延安，人们自己纺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自己种菜种粮。在边区，办起了一家化工厂，生产了一种叫“新华”牌的肥皂。这种肥皂除供应延安市场外，还远销到了西安等地。人们或许还常常在电影中看到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镜头，而那块用来做镇尺的铁块，就是延安自己生产的。
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靠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靠着宽广的政治胸怀，靠着罕见的创造精神，靠着粗放的生产方式，支撑起一场正义的战争，终于在一个荒凉贫穷的地方，搞出一个红红火火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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