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同时,促进了人民群众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一期间,重庆各地不断出现的大规模反洋教运动就是其重要表现。1863年和1886年,重庆民间先后掀起两次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范围波及巴县、永川、彭水、酉阳、丰都、綦江、大足、铜梁、合川等地。特别是1890年和1898年,余栋臣在大足县领导的两次反洋教斗争,鲜明提出“以剪国仇、以继圣教、以民除害、以洗沉冤”,“誓雪国耻”等口号,得到当地人民的积极响应,影响波及全川。1901年6月,重庆义和团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坚持用暴力手段进行反英斗争。虽然这些斗争最终在西方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他们用行动鲜明地表达了重庆人民勇于对西方侵略势力坚决斗争的决心。
另一方面,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催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新兴阶级的形成。
重庆开埠后,外国商品和资本涌入,在导致重庆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传播。重庆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出现,直接促成了一批从事丝绸、茶叶、洋货贸易的商业资本家的产生。这些商人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大都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面对西方列强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他们以“为挽回中国利源”自勉,将其积累的资本投资于新式企业。1891年,卢干臣等人在王家沱、大溪沟集股成立了重庆第一家近代民营工业企业“森昌洋火公司”。之后,其他民族资本纷纷在丝、棉、玻璃、矿业、航运、电灯等行业投资建厂。尽管这些民族企业只是以新兴的城市工场手工业的形态出现,但它们用微弱的声音宣告了近代重庆民族工业和资产阶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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