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成立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李达在中华书局作编辑，兼写革命文章。我们家住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一间客堂楼上，陈独秀家也住在二号门牌内。党成立之后，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工作组负责人，遂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我家迁移至成都路辅德里，成为党的通讯联络站。那时党内开会在我家，我常在门口守卫。
后陈独秀回沪，有关革命的重要会议便移至渔阳里陈家举行。我听李达说，在会议中同志们因意见不一，常有开会无结果不欢而散的事，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常拍桌子骂人，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张国焘也专横跋扈，总要别人听他的意见。此时李达每月除了为党刊及《新青年》写文，与各地支部写几封回信外，还主持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中央一些重大工作，陈独秀并不找他商量，他也不能过问。最后陈独秀的独断专行竟演变到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李达有时因出版的事要找陈独秀，往往很难找到。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这时李达已不能忍受陈独秀的恶劣作风，曾多次对我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平时李达常说：“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能用笔杆子来作战。目前最大的任务之一是需要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列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夺取政权的榜样。”他又常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芝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湖南有言有为，好！对，我必须要紧握这笔杆子，专为劳动人民效力。”
一九二一年，李达接到毛主席的信，邀请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李达看到创立自修大学的宣言，非常高兴，便向我做工作，劝我到湖南去。我们就在一九二二年携带第一个女孩去长沙了，开始住在清水塘毛主席家中。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夏明翰、郭亮等烈士都在内学习）、生活朴素（另外有一附属中学，由自修大学学员任教），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干无产阶级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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