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
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是当时遵义城中最好的住宅。红军进占遵义后，这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聚集到了这座主楼二楼的会议室，参加了这个会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及其他领导：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的主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总结，将没有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客观因素。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客观方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问题进行分析，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作为“ 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领导责任。
随后，张闻天作反报告。反报告击中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要害，既讲原则又有策略地为遵义会议定了基调。
三个报告完毕，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毛泽东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接着又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
朱德发言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随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来工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热烈讨论，形成遵义会议决议：（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从实际上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取消了这个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博古、李德在党和红军中的绝对指挥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改变了共产国际制定、王明等代表贯彻的 “左”倾政治路线，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为什么会开得那么成功？主要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正确开展了党内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正确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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