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二者之间如此不同，其相似性也不乏其例。比如，由于潜在力量的作用，使得新兴制造商阶级的许多经历与观念都与大陆资产阶级十分相似。在英国和大陆，都存在着无特权阶级，他们还将自己的缺少特权，引为其力量与骄傲的源泉，一如棉纺业主和铁器制造商一样：这样的力量与骄傲，绝不逊色于通过证明自由经济体制的优越，成功推翻了特权所有者。他们的敌意直接指向特权阶级；这些特权阶级.不仅是消极的负担，还间接显示出寄生的特征。是什么使他们的地租在最近大幅度增长？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而是由于工厂主的工作。通过开发矿产，工厂主要交纳矿区使用费；通过形成巨大的城市与郊区人口，他们使地租增加；通过纺织工厂，他们使羊群的业主变得富有；通过增加人VI以增加谷物的需求，他们使谷物的价格上涨。一个阶级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另一个阶级富有，却得不到后者的合作。这岂不与大陆资产阶级忍无可忍的状况颇为相似？他们同样提出新要求，径直希望普遍取消特权与对公共权利的统治，至少在阶级之间的关系方面应该如此。
而且，英国产业阶级不存在对传统、习惯和继承权的崇拜，这曾被伯克说成是自由土地贵族的特征。相比之下，他们在实践中获得正相反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看来，对传统的崇拜意味着古老的贸易行会体制，是对自由管理的否定，也是对技术停滞不前的维护。所有这些都被他们的行动扫荡干净，其果断不亚于大陆上的革命派，他们决心重新开始.并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工厂主都是工商业中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他们惯于权衡所有的行为，深谋远虑，择善而从，与泥古不化的先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工业，如同现代所有的事物，都是理性主义的子嗣；其扩展已经成为一种生动的逻辑，即从最简单的前提.通过一系列不断增长的中间概念，获得名副其实的复杂性——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紧密结合，融会贯通，形成有机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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