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越曼彻斯特、华盛顿、海牙和海德公园的这一伟大征伐有其信仰，即进步和人类之善。它的理想主义——以及它的碑铭——可以在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读到，其中关于和平的释文出自一位国际法权威托马斯·巴克利爵士笔下。他在下院代表兰开夏的纺织城镇布莱克本，那是自由交流和棉织衣衫乃和平号角这一信条的根据地。在世界所曾知道的最具灾难性的战争爆发以前三年，巴克利满怀信心地预言兄弟情谊行将支配世界。他欣喜地写道，在美洲大陆“正迅速取得朝向实现一个观念的进展，那就是战争能够通过消除其原因和发展维护和平的积极方法而被废除。”他赞扬美国率先弘扬“和平乃人类正常状态”的思想。甚至数百万平民被征人伍、在和平时期服役于巨型军队的欧洲大陆，也展现了大有希望的征兆，因为被征士兵既受训扛枪作战，也受训承担民事。德国，巴克利说，已教导其被征士兵除了服从还要思考。同样，他相信操练大厅和周末露营已帮助曾经那么好战的法国成了欧洲最爱和平的国家。他断定：“大陆上的黩武主义从而已变得与那些导致理性支配的因素紧密相连。”国际会议和国际协定愈见增多，要求和平和致力和平的舆论愈益高涨，他由此大受鼓舞，预言战争的原因将最终被消除：“在进步的各国人民中间，战争正在开始被认为只是对各国为促进其国内福利所需的人类和谐与和睦的一种偶尔的扰动。”
三年后，当世界危机召唤这些进步的人民站出来接受点名时，成千上万的人站了出来，并被征召入伍。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似乎那么残破不堪，以致《大英百科全书》第12版内关于“和平”的释文是一篇谈论战胜国如何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惩罚战败国的长篇文章。
假如国外旅行、世界商业网络、民主讨论、双语使用、奥林匹克竞技会、世界语和其他许多因素确实养育了和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可悲的事故。在战争爆发的那个夏天，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旅行、开会、度假或工作。假如巴克尔、J．E．凯恩斯和“好人阿尔伯特”活着瞥见1914年6月满载乘客的跨海峡汽船和国际卧铺客车，或者假如他们听见德国矿泉旅馆或里维埃拉旅馆里喋喋不休的各国话语声，或者读到被组织在那个夏天举行的国际会议的会名清单，或看到曼彻斯特和圣彼得堡的运河岸边的德国货仓库，他们就很可能会预言欧洲将有一个和平的秋天。
一场持续四年并将世界上近乎所有“文明”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与神圣征伐者们的所有前提假定都截然相反。诚然，他们大多预料迈向国际和平的进展可能遭遇间或的挫折。在千年盛世到来以前，可能不得不打针对野蛮人和专制统治者的战争。确实，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一边、俄国和塞尔维亚为另一边去打，对千年盛世的信仰就会较少受到动摇。这样一场战争可以被看作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重演，从而被解释为一场对野蛮人的战争。可是，对有教养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要将对德国的战争解释为只是一场对无知和不文明者的战争却更为困难，因为1914年的德国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和灿烂群星般的众多当代大智者的祖国。另一方面，德国自由派人士至少有一种思想满足，即俄国沙皇是他们正在与之战斗的一个敌人；然而，他们的另一个敌人是法国，那在某些人眼里乃文明之灯。
分裂了欧洲的这场战争包含一项特殊的讽刺。假如这场战争的时间长度和惨烈程度被预见到，那么在1914年维持和平的努力本将有力得多，而且本可能成功。然而，1914年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及其随从者为何未能想象到一场持久战争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笃信文明大潮的稳定奔流，那在和平的19世纪期间看来业已扩展。人们广泛相信，1914年的大战将为时短暂，部分地是因为如果它开始造就混乱的话，文明舆论就会转而反战。上亿欧洲人愿意容忍混乱、屠杀和仇恨气氛，对那些笃信文明的人来说是又一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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