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产生于2004年3月在剑桥大学所作的希利讲座，其时处于许多来源醒目的恐怖阴影之下：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的战争、全球变暖、犯罪、疯牛病、水污染、转基因食品，等等。访问的特殊收获之一是，能够有机会看到美国与欧洲在风险与恐惧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欧洲内部的重要差异。我要特别感谢我在剑桥大学所受到的关照。特别感谢盖里斯·斯迪德曼．琼斯，蒂姆．勒文斯、米瑞。罗宾和大卫·朗西曼，感谢他们的款待、热情与帮助。访问期间，罗纳德‘德沃金和史蒂芬·盖斯特在伦敦大学学院主持的工作室，对于第6章和第7章的论述提供了大量帮助。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理查德·费希尔对于《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初稿的极佳建议。对于一流的研究协助工作，我要感谢维多利亚．洛维、罗伯。派克、安德烈·萨维奇、萨拉·舒尔科夫斯基和斯密塔．辛。
几年来，我一直在写作此书，有几章的初版出现在《超越预防原则》（《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51卷，第1003页）、《最坏的情形，情绪，最坏的情形与法律》（《耶鲁大学法律杂志》，2002年第112卷，第81页）、《自由与恐惧》（《社会研究》，2004年）、《为生命估值：解聚之求》（《杜克大学法律杂志》，2004年），以及《自由主义家长式作风并非一种矛盾修饰法》（与理查德H．泰勒合著）（《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70卷，第1159页）。对于《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中几个重要论述更专业的版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这些论文。总的说来，早期版本已经做了实质性修改，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在剑桥和多位读者处所受到的评论和意见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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