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序列数据使得人们关注这一问题时，在各层政策制定者之间“搏弈”性质的潜在问题需要一个更加定性化的方法。比如说，在凯斯特拉尼关于纽约终止精神健康服务制度的研究，以及科拉克关于澳大利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关于改变老年人护理需要的评估的谈判，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在科拉克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如下的问题被提出：“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们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垂直的公共行政
自从普雷斯曼和怀尔德夫斯基致力于用数学方法来建构模型，关于从政策形成到基层链条中纵向环节的影响问题就进入了执行研究议程（1973）。在第3章和第4章我们讨论了各种理论家对此问题努力进行探索的研究成果。其中戈津和他的同事们（1990）与这章讨论的内容关系最大，因为他们使用了经验研究来发展他们的分析方法。所有这些都与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那本书所非常明确提出的问题是在多层面执行的研究中内在的方法论的复杂性。导致这种复杂程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政治一行政系统中的各层面的经常性介入层级的关于能够合法地参与政策建构和决策要求，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政策形成”在何处结束以及“政策执行”从何处开始？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戈津等人使用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的“信息”的概念，而不是联邦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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