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点看，美国不存在真正的保守传统，而这在许多前殖民地是一种普遍现象。美国的民主诞生于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革命，拒斥世袭特权的要求。不考虑政党、阶级或宗教信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革命信条；欧洲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有古老贵族阶级结构和钦定宗教的社会，保守势力从未真正承认平等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革命强迫其接受时也是这样。
这意味着缅怀黄金时代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从未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某种程度上除了在南方和在某些有“传统家族”渊源的19世纪新英格兰人中）。保守主义理想也从未曾与指导我们政治斗争的平等主义理想相对立。一个搞政治的知识分子，即一个怀抱理想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对维护矛盾差异不大感兴趣，但处处都充满不一致。只有到他支持的政治和社会的秩序的局限受到攻击时，他才能感到他在起某种富于成果的创造性作用。在欧洲，他起这种作用，既可以通过支持改良的乌托邦——一种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也可以通过拥护保守的乌托邦——通常是指一种拥有传统价值的理想社会：虽然需要迎合芸芸众生，但并不阻碍存在一个权势集团和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站在这些“美好”社会理想的高度来批评现实。而且，无论改良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厌恶现实中同一些东西。如通俗文化，左翼把它归罪于商业社会的制度，而保守主义则把它视为民主制度让民众尝试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美国知识分子来说，限制可能的意识形态选择的意思是，即使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按照唯一可采用的学说——美国过去革命时代的学说，而这是被真正的欧洲保守主义者厌恶的学说，称之为最可恶的激进主义——来界定他们的政治理想（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一本不幸几乎不为人知的书中，社会主义作家利昂·萨姆森（Leon Samson）曾指出，在美国某些有权势的商人和共和党领导人描述美国社会的性质和目的的用语与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各式各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声明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萨姆森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的象征性目标与美国习俗目标的同一性）。
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缺乏意识形态，只是试图阻止变革，或者像今天的共和党人那样，与自由主义者相竞争，寻求他们所信奉的平等主义改革。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指出，美国的保守政党其实在非经济领域显示了其自由主义，他们比罗斯福以前民主党更经常开展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
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政治左翼的第二个主要根源，是他们看上去几乎普遍觉得他们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群体；与商人和专业人员相比，他们在社会承认（威望）、收入和权力的阶梯上都低。在最近一项研究中，询问在大学任教的社会科学家，典型的商人、国会议员或大学理事会怎样排列他们这些教授与“银行分行经理、广告社账目主任和律师”的高低次序。大多数回答认为，商人和国会议员会把他们排在最后。这些教授很自信他们的地位与大学理事一样，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差不多一半教授回答，“普通的”理事会把他们排在第三位或第四位。这种低地位的自我印象，促使教授以及我认为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去追求如同世界各地其他“受剥夺”群体一样的政治途径，即支持那些攻击现有特权分配的政党。资料清楚地显示，低地位感与自由主义政治行为密切相关。“[这些社会科学家中的]民主党选民总是更倾向于认为，没有人喜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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