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一书又称《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据考证，此书的真正作者是春秋时齐国人田穰苴。那么，此书为什么又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呢？原来，在西周时期，掌管国家军政和军赋的武官被称为“司马”官，而田穰苴写此书前曾担任过齐景公的司马官，所以人们便将职务和名字合称其为司马穰苴，田穰苴所著兵法也因此而被称为《司马穰苴兵法》。
田穰苴是一位集文韬武略于一身的稀世之才，深得当时的齐国宰相晏婴赏识，晏婴十分看中田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才华，为了使田穰苴能充分地施展才华为国效忠，便将他推荐给了齐景公，被委以将军重任。田穰苴也确实不负期望，曾于公元298年率领齐、韩、魏三国联军攻秦，历经三年奋战，终于攻破函谷关，迫秦求和。接着，他又率领三国联军攻燕，取得了“覆三军，获二将”，歼敌十万的辉煌战绩。因战功卓著而被提拔为司马官。在田穰苴就任司马官不久，齐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有势力的贵族之间开始互相诋毁，自相残杀。司马穰苴身在其位，也被卷进了这场反常乱纲、祸国殃民的派系名利争战之中，他受到了大贵族鲍氏、高氏和国氏家族的竭力排挤，再也无法施展其才能，被迫退居家中，结合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努力研究古代兵法理论，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然而，由于此时的田穰苴已是势微力薄之辈，他的这些军事论著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战国初期，齐威王命人整理古代兵法，才将司马穰苴的兵法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合编为一，命名为《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称为《司马法》。
自战国初期以来，《司马法》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古今中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汉代的司马迁称赞此书“闳（音弘，宏大的意思）廓深远，虽三代征战，未能竟其意”。可见此书哲思寓妙之深奥。汉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也就是说，汉武帝竞完全依照《司马法》所定标准来选才任将。《史记》、《汉书》以及东汉时的郑玄、马融、曹操等人，都把《司马法》作为经典资料加以征引，并把《司马法》作为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军制的权威资料。到了盛唐时期，《司马法》也享有军事学术权威的声誉。唐朝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李靖曾说：“今所传兵家者流……皆出《司马法》也。”宋代元丰年间，《司马法》得到了更加高度的重视，被列人《武经七书》，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教材，并指定为将校必读之书。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司马法》成了众多兵家学者研究的焦点，出现了众多的《司马法》注释本，流传越来越广。《司马法》的极高兵学价值也引起了国外兵家的青睐，日本早在1600年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之后相继有30余部专著问世。1772年《司马法》又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发行。
《司马法》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的评价和重视，是由于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和战争经验，系统地论述了古代的战争准备、战争指导、战场指挥、兵种部署、兵器配备、天时地利的选择、间谍的使用、军人心理以及治军等重要的兵学问题。不仅大体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而且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军事辩证法，对后世的军事斗争和军事学术有着极大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此书现存内容分为上、中、下3卷，共5篇，分别为《仁本第一》、《天子之义第二》、《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此5篇内容的核心是：礼、仁、信、义、勇、智“六德”。围绕这一核心，作者集中论述了以下军事思想：
一是以仁义为宗旨的战争观。《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作者从爱民治国的旨意出发，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并提出了以正义之战灭不义之道的主张。他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同时指出，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强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强调兴军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违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根据正义战争的需要，制定了9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作者把战争“罪人”与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二是备战、慎战的战略思想。该书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这一卓越见解，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上，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空前的精辟论断。
三是“尚法”为主的治军思想。《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人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苋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四是先行“五虑（谋划）”的作战思想。《司马法》提出在作战中要掌握有利时机（“顺天”），充分的物资准备（“阜财”），良好的士气（“怿众”），有利的地形（“地利”）和精良的武器（“右兵”）。在作战指挥上，既强调要周密思考，制定正确方案，又强调要注意权变，因地、因敌制宜设阵，要力争处于优势和主动的地位而陷敌于被动。并强调要在努力掌握敌军准确情况的前提下，因敌情而设计谋，因敌情而定战术，指出“敌远则用问，敌近要观察，了解其变化，打击敌薄弱之处”。提出乘敌犹疑、仓促、受挫、畏惧以及谋划未定等情况下进行袭击的原则。并在作战指导上强调“智”“勇”、“巧”，克敌制胜，强调作战指挥官要“不复先术”，万万不可因重复施用同一计谋而被敌人抓住规律使自己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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