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华北各地私铸及贩运盛行，甚至在北京城内，正阳门外也有人私铸，已经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1854年7月18日和20日）。清廷接连两次发布上谕，督催刑部从重拟定私铸及阻挠大钱行使者罪刑。例载私铸铜钱1万文以上，或虽不及1万文而私铸不止一次者，为首及匠人俱拟斩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者，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其铸钱不及1万文者，首犯匠人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及知情买使之犯各减一等。至此．各加一等，私铸当100以下大钱案内，为首及匠人如数在1万文以上，及虽不及1万文而私铸不止一次者，即行正法，私铸仅一次，而为数又在1万文以下者，仍问拟斩候，入于秋审情实，即无论钱数、次数，皆处以死罪。对于为首阻挠任意折算的商民人等，于违制杖100罪上从重加3等，拟杖80，徒2年，再加枷号2个月；为从，杖60，徒1年，加枷号1个月。
清廷虽屡颁严刑峻法，却遏止不住私铸狂潮。时至咸丰五年（1855），通州所管地方及长辛店附近，西山之内，仍有私炉窃铸当10大钱。通州、霸县、大兴、榆林等州县屡获私铸人犯。行使大钱照旧任意折算。官铸的大钱按七成折算，私铸的大钱按四五成折算．甚至议论沸腾．一概不使用大钱。而私造小钱，俗名“水I二漂”的，反而通行无阻，较大钱易用，以致兵民虽有大钱。无处买物，困苦不堪，甚至有手持大钱站在道路上痛哭的。因大钱行使不便，铁钱不能使用，屡次发生护军、苏拉（清代内廷机构勤务人员）、官学生扣阍（即拦舆告御状）事件，甚至宗室亦有纠众横行、劫夺仓米、犯案累累者。铁钱的发行，使社会秩序混乱到了极点。银票和宝钞的发行，也引起了社会震动。清政府将大批不能兑现的钱钞强制投入流通，阻塞了流通渠道，引起了市场混乱。京城大商小贾奔走相告，普遍担心毕生贸易所积锱铼，异日悉成废纸，拒绝使用钱票，或故意提高价值，或以货尽为由拒绝出售。人们持钞入市买不到急需物品，只好折价兑换，刚刚发行的宝钞1000文，在市场上的购买力仅相当于七八百文制钱。在京城生活的八旗兵民别无生计，所领钞票不能买物，生活骤形困窘。如果强欲买物，必致争吵，滋生事端。因市场混乱，终日吵闹不休，当时人称“钞票”为“吵票”。
票钞的发行给各级官吏造成了贪污的绝好机会。京城各衙门和外省各州县之所以不收票钞，目的是借买票以肥己。京城各衙门以银买钞票，按五成抵交抵放，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二千四五百文，而以钱买钞票只需2000文，每两可获利四五百文。获利如此之巨。以致户部井田科也出现收受旗租，抵换钱票的案件。各省则百姓之完纳仍是用银，州县之报解则以银易钞。以当时银价与钞价计算，每银一两可易钞一两二三钱。直隶河间府景州征收地丁，钞银一两按京钱4000文一概勒迫折收制钱。然后贱价收买景州营钞，每钞银一两按京钱2000文收买批解。贪官污吏借大钱宝钞营私舞弊，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也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抗。咸丰六年（1856），直隶发生秀才马国枢进京控告州县征收钱粮不收宝钞之案，河南省则抗粮杀官纠众之案层见叠出。
大钱和钞票的行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以北京为最。咸丰四年（1854）夏天麦子大丰收，七月，北京城外每斤麦面不过制钱十六七文，而城中则每斤售价为三十七八文，其他各种食物也同样昂贵。其原因是，清政府在京城内强制推行大钱，而畿辅州县尚未通行，农民运麦人城换回大钱不能使用，因而裹足不前，使外来粮食日益减少，粮店因而纷纷歇业。南城数日之间，粮食铺关闭50余家。物价昂贵异常，兵民益形困苦，京城军民身无衣、肚无食者不知多少。各种铜大钱发行不久，城乡交易或任意折算，或径行不用。如当1000文大钱只作七八百文或五六百文售用，当500文大钱作三四百文售用，因为折当过多，私铸益众，窒碍难行。当1000文、当500文大钱被迫于成丰四年（1854）七月以宝钞收回，当200文、当300文、当400文的大钱也同时停铸，当100文、当50文的大钱于1855年停铸，其后市上流通的只有当5、当10两种大钱。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