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EMBA教育中心战略发展指导委员会特聘专家。曾为日本东京国际货币研究所(IIMA)客座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Chevening学者。

    《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以独特视角和生动语言讲述了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故事。读完这本《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你一定会感受到作者的独到见解、横溢才华和忧国忧民之心。
    《见证通胀：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利益》收录了吴庆博士围绕宏观政策领域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知名媒体上的有见地的专栏文章，颇有参考价值。

    2008年起于北美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起伏跌宕的时期。有着良好货币金融专业训练、又多年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吴庆君在此期间写了大量有见地的时评文章。当我们重读这些时评的时候，仿佛重新回到当时百家争鸣的现场，不仅饶有阅读历史的兴味。而且对于总结政策得失和分辨理论正误。也有很大的好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增长模式转型，迅速“长大”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处在互动磨合之中。问题自然不少，但要抓住“真问题”不易。虽是政策研究视角，独到、说理、直言、坚持，可能难免偏颇，却不随波逐流，力图多一些解释力与前瞻性。是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通货膨胀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吴庆研究员长期观察、研究这一永恒的主题，以自己掌握的经济信息和高层决策的意图作基础。高屋建瓴，研析入微，提出了真知灼见。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康霖

    本书以独特视角和生动语言讲述了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故事。读完这本书。你一定会感受到作者的独到见解、横溢才华和忧国忧民之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经济研究成果有多种展现方式。既可以是专业的学术论文，也可以是简洁的政策建议。还可以是短小精悍的专栏文章，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以及克鲁格曼都善用公共媒体专栏并因此而广为人知。本书收录了吴庆博士围绕宏观政策领域一系列焦点问题在知名媒体上的有见地的专栏文章，颇有参考价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正常的国际贸易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因此本质上是物物交换。能够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被称为均衡汇率。发现均衡汇率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汇率自由浮动，让市场机制发挥发现均衡汇率的作用。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中，国际收支平衡是自动实现的。如果汇率不能自由浮动，国际收支平衡是否能够实现才成为一个问题。
    与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中的国际收支平衡状态相比，人民币汇率低估改善了中国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假设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比均衡汇率低估了10％，那么，为了换回同样数量的舶来货，中国必须多付出10％的产品；同时，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少出口10％，就可以换取同样数量的中国货。
    人民币低估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中国的对外贸易偏离了物物交换的本质。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很大一部分出口没有换回商品，而是换回了大量被称为“绿背欠条”（greenback paper）的美元。2010年底，人民银行外汇储备同比增长18．7％，余额达到28 473亿美元，是2010年度的进口总额13 948亿美元的两倍以上。
    即使不考虑美元购买力降低造成的外汇储备损失，仅仅计算人民银行把高利率的人民币资产换成低利率的美元资产和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外汇储备贬值这两项金融损失，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不赚钱的中央银行。（详细计算参见本辑《推迟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金融损失的绝大部分也就补贴给了美国，还承担着美国经济下行、美元购买力下降的巨大损失和损失继续扩大的风险。正如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先生在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和贸易谈判代表时候所说：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位“负责任的打工仔（a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美国从人民币低估当中获益最大，却时不时地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用一句中国话说；这叫“得了便宜卖乖”（占了别人便宜还愣装作吃亏了的样子）。美国之所以“卖乖”，是为了让中国决策者以为得了便宜的是自己而不是美国，从而继续坚持人民币低估的汇率政策。这样美国就可以继续占中国的便宜。
    上述关于美国政府为什么“卖乖”的推测隐隐地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这充其量是阳谋，不是阴谋。因为向世界揭示这一谋略的正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的菲利浦·斯瓦戈尔（：PhillipSwagel）先生。如果斯瓦戈尔先生的解释正确，美国政府“卖乖”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那么美国一定会把握好“卖乖”的尺度，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惩罚威胁只是“卖乖”而已，不会当真。如果假戏真做，真的逼迫人民币升值，那么一旦中国政府真的迫于压力加快人民币升值甚至自由浮动，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迹象支持斯瓦戈尔先生的假说。（参见本辑《不要陷入美国官方的汇率阳谋》。）
    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汇率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会持续地慷国家之慨，把本国的利益赠与友邦？这恐怕是一切问题的起因。
    笔者认为这不是中国决策者故意为之。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对利害关系认识不够，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其二是新的挑战迫使决策者回避短期风险。
    有迹象表明，在中美有关汇率的博弈之中，中方并不了解美方的利益所在，更不了解美方的策略。这个问题另有专文论述。本文先说说中国的汇率决策在“知己”方面的阴差阳错，以及决策体制遇到的挑战。
    首先，在中国国内，人民币低估造成的损失尽管总量很大，但是分摊到几乎全体国民的身上，每个人承担的损失都比较小。这个小的损失不足以促使受损的个体发出宏大的声音，同时，每个人都知道受损群体规模巨大，因此每一个人都以为有很大的概率搭上别人的便车。于是，所有受损的个体都选择沉默，期望着搭上别人的便车。结果谁都搭不上谁的便车。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喝”，N个和尚一样没水喝。
    不能忽略不计的是：中国国内还有一个小的利益集团从人民币低估当中获得了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总量不大，远不足以抵补全体国民的损失，但是由于这个群体当中的个体少，因此分摊到每个个体的利益却很显著，值得每一个个体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大声疾呼。同时，由于每一个个体都知道受益的群体规模小，明白自己搭上别人便车的概率也小。因此在有关汇率的争论当中，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发出了巨大声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公共决策结果取决于决策的程序。让我们先假设两种极端的决策模式：
    其一，如果让全体国民对汇率问题投票而且投票率足够高（足够多的受益人群不选择搭便车），那么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人数一定占上风；
    其二，如果决策者公开听取支持与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而且发出支持或者反对声音的成本又足够高，高到让受益的人群选择搭便车，那么反对人民币升值的音量一定占上风。实际的决策过程当然复杂得多，但总的来说更接近后一种极端模式。在研究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之前，有多个调研组从北京出发分赴全国各地。但是调研的对象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集中的地区。这样的调研有两个缺点：其一是把话筒递到了受损群体集中的地区；其二是政府过度强调并且包办了出口企业面临的短期问题。出口企业原本应该、也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参见本辑《低利润出口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
    汇率决策过程的低效率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决策体制的变化。随着经济决策的难度日益增加，原来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日益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两种应对策略：
    其一是处于顶端的决策层的权力和责任被执行层分担，经济决策出现“条化”和“块化”的特点。决策的条块分割又进一步弱化决策者左右全局的能力。条块分割的决策容易实现局部最优。但也容易偏离全局最优。这是集中决策模式在新千年遇到的新挑战。但在本质上这个挑战毫无新意：它和上个世纪导致多个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是一样的。
    其二是现任决策者把能够拖延的任务留给下一任去解决，把权力和责任向下一任转移，并期望他们会更聪明、更有智慧和能力。和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汇率和汇率制度改革的利益会在未来逐渐显现，短期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转变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在“最困难的年头”，决策者不情愿进一步增大风险。最后说一说国家间博弈的基本策略问题。
    中国曾经采用过的外交基本策略是“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了贯彻“两个凡是”，必须事先搞清两个“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从中美汇率博弈的进程来看，中方有可能仍然把美国当成了敌人，继续采用了“两个凡是”的策略。斯瓦戈尔报告显示：美方的一部分智囊就是这样判断中方的。
    需要警惕的是：首先，“两个凡是”策略的本质是“国际不合作”，这注定不可能造成“双赢”的结果，偏离了“和平崛起”的主张。其次，按照“两个凡是”策略，中方不仅不关注美方的利益，甚至也不关注自己的利益，只在意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这样很容易损害中方的国家利益。中美汇率博弈案例显示：当美方识破中方采用了“两个凡是”策略之后，可以通过伪造一个虚假的目标（迫使人民币升值）来制造“美方赢、中国输”的博弈结果。
　　……

序一
序二
辑一  货币战？没那么简单！
货币战？没那么简单！
不要陷入美国官方的汇率阳谋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能替代人民币升值
汇率成为货币政策新重点
汇率自由化是迟早的事
汇率调整宜早宜快
推迟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低利润出口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
2010年的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影响有限
欧元危机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意外机遇
小浮动也是大进步
应该提前预防人民币升值过头
为人民币自由浮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东亚合作将渐入佳境
辑二  中国泡沫属于危险类型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羊群效应
不良银信关系显示金融体制改善有限
商业银行提高手续费应该听证
“大得不能倒闭”的代价太大
国资管理需要克服大企业病
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仍然难有作为
西部金融中心的未来版图
创业板开门红无法持久
警惕房地产数量和价格双重泡沫
房价在2009年到底涨了多少？
提高统计数据可信度需要制度保障
房租上涨是抑制购房需求的必然结果
既“扬汤”又“抽薪”，住房价格调控迈出第一步
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控制房地产企业贷款风险
短期的不确定性在房价和出口
中国泡沫属于危险类型
辑三  滞胀离我们越来越近
展望中国经济的VVV型复苏
即将开始的第四个价格周期
通胀传导路径已经改变
农产品价格上涨背后的垄断房租
通胀预期渐成共识，调控时机稍纵即逝
不要错怪通胀预期
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短期政策空间变小，资产价格正在上升
遥望具有中国特色的滞胀
2010年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前高后低”
2010年“保8”早就成定局
2010年的增长速度如期下滑
滞胀离我们越来越近
调控避免了过热，不宜再增加力度
资产价格和通胀在2011年仍有上行风险
辑四  货币政策比美国更宽松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来之不易去之也难
国际货币体系渐进改革比“百日维新”更可行
世行投票权调整缓慢美国一票否决权应取消
周小川方案如同与虎谋皮，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能走多远？
本次金融危机不会导致大萧条重演
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廉价资本继续冲击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及对策
加强金融监管：政策协调仍是当务之急
Fed还是PBoC，谁来维护中国利益？
谁应该担心主权财富基金？
“池子”不是对付流动性泛滥的好办法
天上不可能掉馅饼：评财政部到香港发国债
中国的货币政策比美国更宽松
辑五  见证通胀
货币政策目标与工具回到起点？
通胀迫使宽松货币政策转向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半年回顾
货币政策过松，银行监管须严
信贷增长再次加快政策调整必将提前
货币政策正在摆脱过度宽松
货币政策微调不会导致半拉子工程
货币政策的难点在“适度”
加息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利率上调不能搞区域试点
适度允许通胀有助舒缓供求失衡
从“保增长”到“防通胀”
货币政策的可选空间继续缩小
三种政策工具，三种经济效果
看见通胀再加息，晚矣
辑六  短期政策不能解决长期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只是中国经济困难的次要原因
“三驾马车”分解法低估了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
G20峰会促中国经济转型
美国经济转型中国最受冲击
救经济需要掌握好分寸
吹大泡沫不等于拯救经济
谨防国有银行改革走回头路
越保增长，就越需要保增长
增长短期无忧。，政策需要从长计议
到了用长期政策取代短期政策的时候
短期政策不能解决长期问题
是时候退出赌局了
中国不需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不要误读了美国的最低工资制度
辑七  以改革“保增长”，用汇改“再平衡”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动力切换
增长模式转变仍要依靠市场
靠改革保长期增长，用升值控通胀预期
市场化改革有望重新启动
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
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再次解放思想达成共识
推进银行改革要克服“开放恐惧症”
组建金融控股的监管与挑战
出口转内销，障碍在哪里？
农业增长方式是否到了转变的时候？
网络借贷的发展有赖相关法律的转变
加速升值和“结构型进口”可以抑制通胀
汲取应对危机的教训，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