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针对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和对敌斗争形势，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促进苏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等经济工作的恢复与发展。但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始，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建立纵深260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边设立食盐公卖公司，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1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①。而且，封锁还“使我们苏区的土产，竹木烟纸夏布粮食等不得出口，使我们的日用品食盐药材布匹洋油等不得进口，想这样来使我们经济破产，使我们苦死病死，来推翻我们工农群众以鲜血换来的苏维埃政权”。②到1933年春夏，苏区经济生活出现恶化的局面：工业品、日用品奇缺，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县等还出现了粮荒。面对这样的局面，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采取税收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
首先，确立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原则和财政基本方针。1934年1月21日-2月1日“二苏大”在江西瑞金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系统总结了“一苏大”以后两年苏区经济工作的成绩和经验，阐述了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提出苏区经济政策的原则，即“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不仅在当时成为制定税收政策的依据，而且对以后的根据地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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