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南京的母亲河。她自东南而来，蜿蜒曲折地从南京城的南部穿过，再经过三汊河向西北注入长江。千百年来，她映照着工匠和商人忙碌的身影，也伴随着诗人、墨客的高吟浅唱，记录了一个城市的荣枯盛衰。
远在石器时代，秦淮河两岸就有先民生息繁衍。沿河各地至今已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的人类聚落遗址200多处，主要是古湖熟文化的典型遗存。但是，秦淮河的真正繁盛，始于六朝时期。秦在统一中国时，在这里设秣陵县，汉武帝时增设句容、湖熟两县。公元211年，孙权将东吴的都城自京口（镇江）迁至秣陵，第二年改名建业。虽然221年一度迁都鄂县（武昌），但没过多久就还都建业。自此经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至陈后主陈叔宝为隋所灭，前后达360年。这就是南京“六朝古都”的来历。
孙权为了在都城建业修建宏大豪华的宫殿——太初宫，储备与魏、蜀相抗衡所必需的粮草装备，先在城南开辟了一条接通秦淮河的人工河道，名为运渎。接着又在句容、丹阳开凿破岗渎。破岗渎西接秦淮河，东达丹阳延陵，翻越茅山，沟通太湖水系。这是为了把富饶的三吴地区的物产运往建业。
因为要翻越低矮的丘陵，破岗渎设有14个埭。所谓埭，是人工筑的土坝，做成平缓的滑坡，高下落差约数丈。船只经过坝的时候，卸去重载，用牛将空船拉过坝，再装上货物，继续航行。所以埭又叫“牛埭”。官府在每一道埭设立邸阁，对过往的货物征税，即牛埭税。牛埭也逐渐演变为商业活动的集中点。《南史》中描述，最繁盛的方山埭，每晚有数十条商船停泊于岸边。
六朝时期，连接破岗渎和运渎的秦淮河，漕运和商业活动十分活跃。
一方面川、湘、鄂、赣地区的货物经过长江源源而下；另一方面，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农副产品以及来自岭南、南洋的珍奇货物也不断输入。
秦淮河沿岸有大市、小市十多处，包括纱市、谷市、牛马市等。为了方便商民过往交易，从通济门到清凉山短短的十多里河道，设置有24座浮航。
即用木船排列于河上，联结成浮桥，随水涨落，既可相联作渡河的桥梁，又可散开便利通航。其中著名的朱雀航（今中华门内镇淮桥）宽六丈，长90步。整个六朝期间，这里一直是商人们接洽、贸易、宴饮、娱乐之地。从东晋的“桃叶渡”到明清的“桃花扇”，历来围绕秦淮河的传奇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行商坐贾们活跃的身影。
整个南朝时期，作为都城的建康，商业繁盛，鼎盛时有人口140万，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城市。东晋末年，长安的大批官营手工业工场的熟练工人迁到建康，设立锦署，织锦和绸绢成为建康的重要出品。齐梁两代，邻近的苏南铁岘山（溧阳）和皖南梅根冶（贵池）相继得到开发，建康城中集中了八处冶炼工场，采用新的冶炼法，生产出质量高超而成本低廉的“百炼钢”。
一些皇室人员、达官贵胄，利用特权，控制手工作坊，参与商业经营，兼带发放高利贷，榨取民间钱财。梁朝有个郡守叫江禄，为官期间以聚敛资财为能，所得铜钱贮藏在夹墙内，终因钱多而重，将墙壁挤塌，铜钱泻出，引起周围几里内的铜器皿共振，人们戏称：“铜山西倾、洛钟东应者也。”梁武帝萧衍的六弟萧宏，囤积大量布绢丝绵，待价而沽，再加上在城中设立多处邸店（典当），发放高利贷，积聚了大量财富。其家中铜钱，每百万一架，树一黄榜；每千万一库，悬一紫标，总计有钱库30多间。
有人向武帝告发，说他私藏兵器，蓄意谋反。武帝不放心，便假意约他欢宴，借着酒兴说要看看他关锁严密的库房。结果逐间查看，见萧宏藏钱达3亿多，各类商品无数，不觉松了一口气，称赞说：“阿六啊，你的日子过得真滋润啊！”后人便用“黄榜紫标”来表示积聚财富之多。
早在西晋时期，杰出文学家左思，就以三国时的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为题材，以十年时间，写成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三都赋》。当时的文人都认为，这篇辞赋足以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相并称。这不仅因为其文辞绮丽，而且在于真实描摹了前人所没有述及的蜀都和吴都的繁华境况。《三都赋》一面世，人们就争相传抄，以致洛阳的纸价成倍上涨。这就是“洛阳纸贵”成语的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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