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一只载有大米的暹罗贡船来到粤海关码头，准备运米到广州贩售。雍正皇帝得知后，倍感欣慰，不仅宽恕了那些迁居海外的华人，而且对暹罗国“诚心向化”的精神大加赞扬。雍正皇帝鼓励该国商人继续运载大米来华，允许其贩卖，而且规定“米谷不必上税，著为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后来得到证明，大米成为那只船上最影响深远的物品。此后，很长的岁月里，它都关系着中国船的机遇，关系着一辈辈闯海而去的闽粤人的命运。
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重新允许南洋贸易后，官府对于造船出海的限制，出现了一丝宽松，闽粤沿海一度冷寂的船厂又喧闹起来。
以福建为例，宋元以来，福建的造船业就一直在全国领先，主要原因就在于福建盛产造船的木材。闽北的深山之中有着大量的杉木、松木等。霜降至春分是最佳的伐木时节，此时的木材质地坚实、色泽红亮。这个时候，建瓯、邵武等地的木商，便带着从各地招来的“匠”及“漂师”，纷纷上山。“匠”伐倒的巨木被“漂师”们搬运到水边，结成木排，沿着山间的水路流入闽江，向海口方向漂去，最终抵达福州，或是转乘海舶再运往省内外各地。
雍正七年，清政府继在福州、漳州设立船厂之后，又于泉州设立官方船厂，建造战船。如果说在福州设船厂是因为木材丰富的话，那么泉州的优势，则在于其悠久的航海历史，民间集聚了大量的船匠技术人员，“匠作千百，一时可集”。据史料记载，福州船厂因船匠不多，竞多次向泉州府调用。
在这些官方船厂的周围，往往又分布着大量的民间船厂。比如，在福州，闽县“凤墩一村皆业造船，并设船厂。后坂一乡，业石、船者居其半”。而泉州府下，晋江内有“蚶江、永宁、祥芝、洋沪数处或造小船”；惠安有西坊乡，世代专业造船；南安石井、同安等则在明末清初便是郑氏父子造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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