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南国红豆”美誉的粤剧，又名广府戏、广东戏，广府人亲切地称之为“大戏”。它是广东省最大的剧种，流行于两广和海南的白话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也曾有过它的踪迹。
“粤剧”一词最早见于光绪十三年（1887）旅居新加坡的清政府官员李钟钰（又名李平书）著的《新加坡土风记》：“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往观之。”（《李平书七十自叙》）不过，粤剧的形成远比这条记载要早得多一 一
（一）粤剧形成前广府地区的戏剧活动
广府地区虽然地处偏远，曾被认为是南蛮之地，但这里并不缺少文艺活动。在南越王赵佗的御花园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官伎”的“文字瓦”。（《广东戏曲简史》）汉朝统一岭南后，中原人士时有南迁，其流风遗韵润物无声。唐元和年问，大庾岭道的开通使岭南与中原的往来更加便捷，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南宋的刘克庄作有广州《即事四首》，一云：“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二云：“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诗中的海神祠、东庙指的是位于广州黄埔的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该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波罗诞，当地都要举行热闹的赛神活动，刘克庄描写的正是神诞时的盛况。诗中的“小儿队”是宋代流行的一种队舞，远在岭表的广州也有其身姿。
明代的广府地区，随着城镇商业的繁荣，歌舞娱乐也随之增多。明初孙□的《广州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濠畔更繁华。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羊城古钞》）到处是一派娱乐升平的景象。戏剧之风日盛，官员为此忧虑。成化十五年至二十二年（1479一1486）时任新会知县的丁积，因“乡俗子弟多不守常业，惟事戏剧度日”，而告谕乡民“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康熙《新会县志》卷八）宗族对子弟在游乐方面也有要求。佛山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载有写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的《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公家箴》，其文日：“一年之景，元宵之灯酒，三月三之扮饰，五月五之龙舟，七月七之演戏，世俗相尚，难于禁革。……七月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之大体……”（《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由此看来，当时不仅有本地人组织的职业戏班，还有良家子弟组成的业余组织。到了嘉靖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记载有“搬戏难成器，弹弦不是贤”的谚语。可见，广府本地人早已从事戏剧活动，只不过他们所唱是何声腔并没有明确记载。
明代中后期，许多戏曲声腔流传到广东。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徐渭的《南词叙录》云：“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昆曲也在广东广为传唱。据冯梦桢的《快雪堂集》记载，唱昆腔的徽州班名旦张三曾在万历年问到广东演出。万历崇祯年问，又有擅唱昆曲的张二乔，“随诸优于村圩赛神为戏”，“虽城市乡落，童叟男女，无不艳称之，以得观其歌舞为胜”。（《莲须阁集》卷二十四）当时广东的士大夫无不为其声艺所倾倒，她死后，粤中名流将她葬在广州白云山麓的梅花坳，由番禺人黎遂球撰写墓志铭。明末清初的南海人陈子升亦擅昆曲，他撰有《昆腔绝句》多首，在此举一首为例：“苏州字眼唱昆腔，任是他州总要降。含著幽兰辞未吐，不知香艳发珠江。”（转引自《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七年（1711—1718）间，戏曲家松江人黄之隽时任广西巡抚陈元龙的幕僚，曾多次到广东肇庆等地观剧，并写下观剧诗，其中有云：“新词拍遍黄幡绰，旧谱抄将菊部头。惯听娇浮吴语好，不知身是客端州。”（《痦堂集》卷四十三）说明昆曲在当时的肇庆也十分流行。在昆曲流行的同时，北曲在广东仍有遗响。万历时博罗人张萱作有杂剧《苏子瞻春梦记》，他家蓄有一班昆伶，其中姬人黛玉轩善习《太和正音谱》，黛玉轩死后，张萱为了悼念她，以其名补刻《太和正音谱》，并易名为《北雅》。
明代，广东业已形成的本地声腔是潮调。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在潮汕地区出土了五个明代宣德至万历年间刊刻的剧本：《刘希必金钗记》、《蔡伯皆》、《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大全》，其题名写有“五色潮泉”、“乡谈”、“潮调”，说明已是地方化的声腔。不过，至少在康熙年间，广府地区尚未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声腔。由明人清的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提到“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日潮州戏”，又提到广府当时盛行说唱文学摸鱼歌（笔者按：即木鱼歌），却没有提及广府地区的本地戏曲，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到了雍正年间，广府剧坛出现了“广腔”。署名绿天先生著的《粤游纪程》中有《土优》一篇，云：“广州府题扇桥，为梨园之薮，女优颇众，歌价倍于男优。桂林有独秀班，为元藩台所品题，以独秀峰得名，能昆腔苏白，与吴优相若。此外俱属广腔，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凡演一出，必闹锣鼓良久，再为登场。”（转引自《李文茂以前的广州剧坛》）该书有雍正十一年（1733）松陵（今吴江）人李元龙所写的序文，因此描述的极有可能是雍正年间广州剧坛的情形。从文中看来，当时在广州演唱昆腔的班子不多，“广腔”最为风行，而这种“广腔”具有弋阳腔（简称“弋腔”）的特点。“一唱众和”即用人声帮腔，是弋阳腔的特征；“蛮音杂陈”是指演唱时夹杂了广府的口音。不过，绿天先生称这种腔调为“广腔”而非“弋阳腔”，说明它已经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是广腔属于高腔，和唱梆黄的粤剧不是一个系统，因此它并不是粤剧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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