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高级经济师、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温州本土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暨“温州模式”、“温州资本”的著名专家之一。出版过《温州样本》、《走出困局》、《中小企业怎么办？》、《中小企业危机管理与风险防范》、《温州百年经典》、《温州商界新锐》、《解读温州模式》等著作和音像作品。
　　郭亮，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供职于央视网、《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现供职于国家某大型企业战略规划部门。曾为紫光集团、金融街等国内多家知名企业进行战略研究与活动策划，并在众多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目前已出版《俞敏洪传奇》、《昌运复星——郭广昌的中国式商业故事》、《微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即将出版《俞敏洪传奇》（修订版）。

　　《国民大品牌：美邦十五年》一场迷蒙的开局，总会引来若干深有意味的回溯。在岁月的奇巧因缘背后，是穿透种种偶然，最终驶入白昼的河流。周成建的故事，原本只是一个寓言的初篇。然而当美特斯·邦威越进十五年的端点之后，一切都变了：歌功者变得深沉，创业者变得睿智，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正在以极速频率发生交接；环境变得陌生，竞争日益加剧，好的想法总是急匆匆地来了又去。总归还有一种情绪，让周成建和他的企业生生不息——对力量和生长的向往，对梦想与未来的信仰。他曾经用十根手指裁剪出令人激动的意外。现在，有一群人跟他一起缝制着更为巨大的时代幕布。其上书写的痕迹，既是岁月的针脚，又是密密穿过时间的荣光。

     “美特斯邦威”诞生的地方，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具想象力、创造力的地方。这究竟是时代的秘密，还是商业力量自然生长的规律？我们可以在周成建的故事里找到答案。
       ——经济学家、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
      
公司的力量，是现代国家变革的重要部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这么多年，拥有创新精神和领导力量的公司并未成批出现。希望多一点像“美特斯邦威”这样的企业，在每一个行业中都起到典范作用。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忠明博士
     
在浮躁冒进的社会语境中，“美特斯邦威”的创始人周成建依旧坚持以服装为唯一的主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让消费者从众多品牌中一眼就认出“美特斯邦威”，这是令人敬佩的理想。
　　——央视大型纪录片《国情备忘录》总撰稿人高强博士
    
“美特斯邦威”代表了一种新的服装商业模式，它虽然并非中国商人原创，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本土化成功，这是中国商业和中国企业家最吸引人的地方。
　　——商业观察家，财经作家陆新之

　　此后，“红帽子”被众多民企当做护身符，群起追捧。这为十数年后的另一场风波，“产权之争”埋下伏笔。
　　事实上，即便在1985年，这些挂靠集体的私营企业，也在矛盾的旋流中痛苦挣扎。他们一方面想戴“红帽子”继续享受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身份清晰化，让产权恢复到原来的面目。
　　比如这年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温州瓯海登山鞋厂，它由26个农民集股7。2万元创办，这些农民既是工厂的股东，又是员工，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但实际上，这却活脱脱是现代股份企业的形式。
　　随后，温州市政府颁发《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后来，有专家这样总结：政府出于宏观整顿和维护集体经济的目的，发动了对“假集体企业”的清理，却间接催生出一种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最终意外地演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清晰运动。
　　这种论断听起来不免悲凉。就像红豆集团的创始者周耀庭所言，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乡镇企业是‘私生子’。”甚至在80年代前期他们的服装，只有少量直接流通到市场，大部分都只能卖给各级纺站。
　　在这样的体制和政策下，中国服装业陷入了爆发前的寂静。
　　沉寂并不可怕，因为沉寂过后，肯定迎来增长。这也是1986年在当时初出茅庐的周成建眼中值得怀念的原因。
　　很多关于温州的描写都将这个年份刻画的格调异常，对于温州日后的飞速发展而言，一切都以此为新的起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新世界的开启，也是当年渺茫如周成建这样的年轻人酝酿未来的肇始。
　　当时的温州，已经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并且充满活力的商品市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1986年1月，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就突破了10亿元。在温州市内，领导班子就进一步改革不断加力，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商品经济氛围已然形成。然而，温州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在全中国以改革先锋著称的城市中，温州的缺陷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尽管苏南、珠江等改革前沿阵地也遭遇到种种质疑，但只有温州被打上了资本主义、假冒伪劣的烙印。
　　需要有人对此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经济的突破往往需要以政治安全作为保障，一旦获得政府高层的支持，改革将一往无前。
　　幸运的是，温州真的迎来了这样一位支持者。1986年2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来到温州。和政治头衔相比，费孝通更知名的是社会学家的身份，这位常年关注中国农村商业改革的大学者，之前听到了关于温州的种种争论，他决定亲自走一趟，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致富楷模还是经济犯罪的渊薮？是闯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路还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带着疑问与不解，费孝通到了温州。
　　日后，费孝通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所见所闻津津乐道。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一万五千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一文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文章为温州争取的空间是实质性的。在温州人的眼里，费孝通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被视作高层公开的支持。
　　未来的商业史研究者回看中国历程，也就是在1986年，许多在后来企业家名册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十之八九都能在这年找到属于他们的转折与痕迹。或许，这些痕迹与经济无关。但无可否认，从他们转折点上，延伸出了长长的经济线条。
　　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