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农民工犯罪亚文化具有浓厚的流民意识,流民意识是对农民工流民化生存方式的主观反映和基本态度,这种流民意识是农民工亚群体反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农民工犯罪亚文化集中体现为流民意识。转型期中国流民阶层的兴起,根植于流民基本生存方式的流民意识逐渐形成。失业.的、流浪街头的农民工作为我国最大的流民群体,其流民意识主要来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即缺乏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固定的收入来源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上陷入困顿,生活上无以维持,而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的缺失,使他们面对生活的困境而孤独无助;政府的管制、城市居民的歧视,加重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因素,与主流社会产生巨大的断裂。于是,一种不同于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的特殊意识逐渐产生了,这种意识是农民工城市社会生活“边缘性”生存状况的体现,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反叛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处于失业、漂泊不定状态的农民工的流民意识。
最后,流民意识建构了农民工犯罪亚文化,在流民意识的支配下,流民成为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实施者,对社会秩序形成最大的冲击主要来源于农民工群体的流民化。
流民意识的反社会性包括对社会越轨行为的认同和对主流社会文化规范以及法律的漠视和抵制,这种反社会性构成了农民工犯罪亚文化的本质因素。农民工犯罪亚文化就是一种流民的亚文化,失业及遭受严重挫折、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参与的缺失使农民工在生存困境下,受到流民意识的支配而实施了越轨行为。由于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以及非正规就业、严重失业等状况,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农民工犯罪必将成为对中国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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