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 重新发现中国”。在本卷中，我们设定了“生存性智慧”这一主题。自本刊主编邓正来教授提出“生存性智慧”概念以来，学术界出现了较多回应。本卷集中刊发的四篇文章，除了一篇是关于邓正来教授“生存性智慧”观念的评论性文字外，其他三篇均是来自人类学界的回应论文。其中，纳日碧力戈的《民族归心》一文从皮尔士“三元互动观”出发，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了中国当下的民族现象，在对目前缺乏现实关联的民族理论研究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基层文化生态推演至高层的“民族归心”论，并试图以心理现实主义分析显露多元共生的普遍智慧。潘天舒和张梅胤的《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 对于上海地区聋人调适性智慧的人类学初探》一文，针对标准手语这项以造福聋人群体为宗旨、以标准化和专业化为目标的社会工程在聋人日常话语实践中所遭遇的尴尬情形，力图提出一个基于田野考察的文本，以期弥补官方界定的“特殊群体”在相关社会科学文献中“缺席”和“失声”的缺憾，并呼吁大家以充满人文情怀的平等心态来关注调适性智慧对于包括聋人在内的“特殊人群”的多重意义和价值。朱剑峰的《人类学研究者的生存智慧——人类学知识、知识人类学和知识的人类学未来》一文以其在上海的田野经历片段为基础，对人类学领域的关键概念“本土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国际都市化的平台上展开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初步探讨。该文主张，人类学研究者在中国本土的生存智慧必须紧紧围绕着对“知识的认知”进行，而这种认知渗透于对“人类学知识”的讨论、对“知识人类学”的建构和对知识的“人类学未来”的描绘中。毋容置疑，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实践中的生存性智慧进行了探索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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