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生的江左政权当做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按: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按: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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