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塑造的企业家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却不是最坏的时代。与进入改革平稳期的今日相比,当时随处可见高昂的商业理想。深圳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精神的符号,从这里走出来的企业家身上几乎都带有相同的气质——遵循规则、相信梦想、忠于秩序和管理、有实证主义精神。
王石也是被那个时代塑造的企业家之一。
拓荒者
1776年,美国独立前夜,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开始流传,这是独立的战斗檄文。128年后,美国《企业家》杂志选用其中的一段话作为发刊词,这段话也成了当代企业家的集体宣誓词。
“我有权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我寻觅机会,但我不求安稳,我不希望在政府庇护下成为有保障的国民……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这段话的妙处在于四海皆准。20世纪80年代,中国商业拓荒者的精神诉求也无外乎此。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但从不坐等机会,也不好高骛远,幻想着用一个点子就可以改变世界。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拓荒者与见证人,王石和当时的其他创业者一样,都没有接受过类似商科这样的专业化教育。这令他更习惯于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局限于从某一位老师那里习得的知识模型。这或许是时代给予他的最大财富。
关于王石的创业历程,似乎无需赘述。和那个年代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的人一样,他也有这样的回忆,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像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去的人。因为在最初转变职业的时候,他并未想过与体制内的身份一刀两断。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石从铁路系统进人广东省外经委工作,尽管从事的是商业活动,但其身份更像今天的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即便如此,他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切都比过去更自由、更新鲜了。对于一个在机关里遍寻不着发挥空问的人而言,这种突然而至的兴奋感,让他“眼里看到的太阳仿佛每天都是新的”。
然而,毕竟还是公职。尽管他尽心竭力,尝试着去做一些符合改革潮流的事情,但机关的管理和企业的管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且有着天壤之别的游戏规则,这样的状况似乎让这个曾经青春耽搁、一心想着“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青年陷入了困境。
时年已过而立的王石每天都早出晚归,努力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作为一个对外的单位,外经委在改革潮头的广东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放精神的单位。在这样的天地里,脑子里充满想法和计划的王石本该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很美好。1981年,王石所在的部门购买了两辆市面上首批销售的日本铃木摩托车,其中一辆就分配给了有过5年汽车兵经历的王石。这位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者“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
然而,在最快意的时候,波折总会出现。
舍弃体制内身份
1982年,广交会如约而至。其间,王石陪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在外经委主任宴请那位厂商的宴会上,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王石未经允许擅自讲了一些轻松话题,赢得了外商的夸奖。王石自己也不免有了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
当时在座的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也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王石的得意之感荡然无存。
筵席散后,那位科长把王石拽到了一边,严肃地提醒道:“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得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
对于科长当时的提醒,王石后来是这样说的:“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经历此事之后,王石完全改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lO%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终工作总结时领导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在领导眼里,“不务正业”的王石显得成熟稳重了。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反正王石没有感觉到半点兴奋。他甚至觉得,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简直就是对进取者的莫大讽刺。
至此,刚人职时的兴奋和得意已然无存。王石想到了离开,这直接促成了后来他脱离体制内身份、下海经商的故事。
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开端,而此后的所有轨迹和细节,都与此相连。若干年之后,王石对于政商关系的把握、对于商业行为的演绎、对公司治理的践行,都处于一种外表凌厉而内里沉稳的矛盾统一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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