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战中曾为团结抗战与和平建国积极奔走，创建民主同盟。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br>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他一生创作发表了多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他出入佛家、儒家，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对中国问题的追求，他投身辛亥革命，从事乡村建设，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对中国抱有极真挚的感情，他自己是极度的坦诚，他跟我们说的没有一句是伪饰的，没有一句不是发自肺腑的真言。

    中西学术之不同<br>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充分表见生命自然的意思。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仿佛只要他本来的，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例如，发挥本性，尽量充实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澈、聪明。美国詹姆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见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br>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如用之不当，不惟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在医学上，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虽其见解说法不同，但总可发见有其相同相通处。"所以在我未读医书前，常想沟通中西医学。不料及读后，始知这观念不正确，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功夫者亦甚多）。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发见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来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沟通，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说中医某条是对了，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医的长处。若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而零碎的东抬西捡，那只能算是整理中医，给中医一点说明，并没有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确实不行；那样，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则又不成其为西医了。所以，最后我是明白了沟通中西医为不可能。<br>    如问我：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将来是否永为两套？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但比较可相信的是，最后是可以沟通的，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因其没有办法，不能说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进步，恐其只有这个样子了。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br>    说西医转变接近中医，仿佛是说西医失败，实则倒是中医归了西医。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认识自己，从人家才得到解释认识，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须在西医系统扩大时才能容纳中医，这须有待于较远的将来。此将来究有多远？依我看，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对象时；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命，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依我观察，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因其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中医还能算是学间，和其还能站得住者，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与西医恰好是两套。试举一例：我的第一个男孩，六岁得病，迁延甚久，最后是肚子大，腹膜中有水，送入日本医院就医，主治大夫是专门研究儿科的医学博士，他说必须水消腹小才好，这话当然不错。他遂用多方让水消，最后果然水消腹小，他以为是病好了，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钟即死去。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而不注意整个生命的明证。西医也切脉，但与中医切脉不同。中医切脉，如人将死，一定知道，西医则否。中医切脉，是验生命力量的盛衰，着意整个生命。西医则只注意部分机.关，对整个生命之变化消息，注意不够。中西医之不同，可以从许多地方比较，此不过略示一例。再如眼睛有病，在西医只说是眼睛有病，中医则说是整个身体失调。通俗的见解是外科找西医，内科找中医，此见解虽不高明，但亦有其来源。盖外科是比较偏于局部的，内科则是关于整个生命。西医除对中毒一项，认为是全身之事外，其他任何病症，皆必求其病灶，往往于死后剖视其病灶所在。将病与症候分开，此方法原来是很精确的，但惜其失处即在于局部观察。中医常是囫囵不分的，没有西医精确，如对咳嗽吐血发烧等都看作病，其实这些只是病的症候，未能将病与症候分开。普通中国医生，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说，当然不够，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的，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不能算是学问．<br>    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伦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运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没办法，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生活，走到哪里是哪里。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br>    ……

读书

中西学术之不同

东方学术之根本

中国文化问题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人类以“有对”超进于“无对”

读《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

孔子学说之重光

孔学绎旨

宗教问题讲演

研究问题所需的态度 求学与不老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我的自学小史

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 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

从人类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 

《人心与人生》自序

讲解《礼记?学记篇》的一段话

读《河上肇自传》

司马迁《史记》不尽可信

重读马一浮先生《濠上杂著》

读阳明先生咏良知诗 蒋著《十三经概论》读后特志

我和商务印书馆

做人 三种人生态度

合理的人生态度

合理的人生生活

人生的意义

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

道德为人生艺术

谈乐天知命

忏悔—自新

生命的歧途

略说人心 

一个人的生活

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

青年修养问题

择业

婚姻问题

对于人类女性的认识

我之人生观如是

吾侪当何为

吾人的生活与家庭

值得感念的岁月

自传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