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阅读：思想光谱》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入选作者，则老少成宜。 愿望，是借这样一本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用什么理由选择记忆
当韩国的崇礼门遭人纵火焚毁时，韩国人哭得撕心裂肺。在电视中我看见不少人捶胸顿足，甚至有人当场晕厥倒地，场面十分凄惨。无独有偶，几天后的北京，一辆挖土车撞折了国子监牌楼，虽然也见零星报道，却不见有多少人为之惋惜，更谈不上伤心欲绝了。同是古建筑，同样是见证历史的实物，为什么人们对它们的损失反应如此不同？
或许有人会说国子监牌楼与崇礼门文物价值差距甚远。前者是首尔的标志性古建筑，是“第一国宝”，而后者仅是北京众多明清建筑之一。可这样的回答多少有些漫不经心——人们未必能判断曾侯乙编钟与越王勾践剑哪个更有文物价值，却可能对勾践剑更为关注。我要问的是，人们对同为见证历史的事物寄予强弱不一的情感，是否揭示了历史的某些特征？
说到历史的特征，相对于它的过去时态，人们越来越看重它的连续性。从前的历史观是超自然，也是超越时间概念的。所谓历史事件，是女娲补天、人类堕落凡间等等。人们的目光是往复的，中国人要回到尧舜时代，基督徒盼的是重回伊甸园。随着世界是一种运动和一种内在的、进步的观念深人人心后，新的历史观方才出现：那些无法标注在时间坐标上的事件被归入神话的范畴，而在时间坐标上标记出来的事件则被串连在一条曲线上，以此证实人类的行为存在着某种规律或正朝某一方向运动。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无法纳入某条曲线、某个规律和某个方向的事件被忽略了，不再或很少被提及，最后成为无足轻重的例外。因此可以说，历史在体现其连续性的特征时，也显露出它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选择性记忆。
卡尔•曼海姆说：“历史并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某种不断演化的集体所具有的属性；它不仅是一份对于变迁的记录，而且是一种对于发生变迁的事物的说明。”①关键就在于，无论是“记录”还是“说明”，统统存在着特定的视角、特定的偏好和侧重点。如果用物质属性和观念属性来衡量，所谓历史，很难说它更侧重于这两种属性的某一方，而呈现出分裂的现象——当重新考察崇礼门与国子监牌楼、勾践剑与编钟对人们所造成的不同情感反应时，历史的选择性记忆的特征就相当明确了。崇礼门也好，勾践剑也好，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高于其余二者，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是选择性记忆的重要组成，而另外的则不是。
历史，或者选择性的记忆，其背后体现的是人的意图。雅各布•布克哈特（J．C．Burckhardt．1818-1897）曾经告诫人们要注意这种意图的危险性。他说假如要想让历史在解决重大和严重的人类问题上起到作用，必须抛弃那些自私的担忧和顾虑，必须警惕那种爱国主义的外衣。每个人固然能够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到永远让他骄傲的东西，了解并保存这些珍贵的东西也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人们在考察历史时总是容易偏离认识而向意图倾斜。“我们理解故乡的历史毫不费力，这是因为我们极力迎我们极力迎合它的缘故，而这种迎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盲目的。我们怀抱的爱国主义与偏爱故乡的情结如出一辙，它表现为轻视其他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它偏离了真理的轨道。有的时候，所谓爱国主义不过是一些人在自己同胞中进行的拉帮结伙的活动，其目的有时就是为了伤害其他人。”名布克哈特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如果人们注意到近年来各国之间进行的对历史资源的掠夺（选择性记忆的极端形式），就不难理解这位历史学家的担忧：耶稣的出身、孔子的归属……各种惊世骇俗的历史新论都是绝妙的注脚。
如果说选择性记忆乃是历史的属性，抛开那些褊狭的理由不论，人们也应该接受这样的观念：历史是多元、多角度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是谁在叙述历史以及如此叙述历史的理由。否则，人们将一无所获。
人们将一无所获。
历史的名誉
将历史称为选择性记忆没什么不好理解，特别是对于曾经在历史考试中吃过亏的人。可是，为什么1789年比1776年重要？为什么秦始皇比汉光武值得重视？相信仍会有人为此较真——谁在充任历史的合法说书人，从而规定了哪些记忆将一再被强调，而另一些记忆则可以等闲视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及一件事。数年前，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和市民共同编撰了一本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在这本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教科书中，编著者说：“由于发生了侵略与战争，由于对人权的压抑，使19至20世纪东亚的历史充满了创伤。”因此，有必要为了东亚的和平与发展编写此书。这本书的出版曾经作为东亚三国面向未来的姿态与象征热闹一时，而如今恐已知者不多了。我不知道在韩日两国，该书是否进入中学课本序列。我只知道，在中国这本书根本不具备教科书的资格。因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合法载体，教科书的资格确认乃是国家的权力。一本民间编撰的教科书试图超越国家视角的历史叙事，其结局可想而知——这大概足以回答谁是历史的合法说书人的问题。
不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都承认，当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国家主义取代了春秋大义，党权取代了君权，似乎一切都天翻地覆，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大一统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过去由朝廷钦定，如今由国家保证。它具有强制性，不但有选择记忆的能力，甚至有掠夺记忆的权力。举个例子，在教科书中，陈炯明是阴谋家、叛徒、凶手。但新近的研究显示，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故要武力统一；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故反对北伐。孙陈之别无非是政治理念的不同。陈炯明为联邦制国家的理想所做的努力最终如何被定性为一场叛乱或政变，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以陈炯明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试验曾经在两广、云南、湖南、四川等地推行，也曾颇见效益。然而这段记忆不是被掩埋，就是被篡改了。因为它显然不符合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事实上，这一传统也是被刻意夸大的，大一统的朝代只占中华文明史的三分之一。而这一传统，已被改造成民族国家的根基。
一些记忆被强调，另一些记忆被篡改、掩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国家。无论是国家的构建还是国家的维护，这一过程从未中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把那些刻意选择和修改的记忆串在因果链上，改编出一个通往成功与荣耀的故事，以此向它的民众允诺，在它的统治下，那些辉煌的记忆注定会在未来重现，那些苦难屈辱的记忆不过是赢得光荣所必须的代价，所谓“多难兴邦”，所谓“分娩前的阵痛”。
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正是在历史的名义下国家不断扩张权力，并成为道德统一体和法人。它的意志上升为绝对意志，即使最激烈的民间力量也不能将其据为已有，或加以抵抗。最终，人们将不得不将自己的记忆拱手相让，并无奈地承认：“历史必然是国家的记忆。”
更可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投机地臣服于权力的支配。哪怕权力没有使用强制手段，他们也主动地利用学术，催眠和劫掠人们的记忆。如果人们留意到韩国史学界近年来展开的一系列再造历史行动，不难看出其中的国家意志。如果人们注意到在震后某些文人的所谓含泪劝告，就明白赢取权力恩宠的最佳手段就是劫掠灾民的痛苦记忆，将其改造成“大爱无疆”的甜美故事。
如何让历史恢复它应有的名誉？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因果链的束缚，使大多数人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之间并不存在铁定的因果关系，而只有概率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通过历史去预知未来，有如用水晶球预判生死一般愚蠢之极——一个人预先知道自己死亡之时．或者一个民族国家事先知晓它将在哪一个世纪消亡，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也许明白了因果链有可能是权力布设的迷局，才能摆脱它的控制与诱惑，才能找回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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