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画派：像太阳一样升起（1928—1936）
华夏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自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只是近代以降，一是自身发展进人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二是国势衰弱，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令人不能不从根子上反观与自省。
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影响到绘画等领域。一些搞艺术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去留学，寻找先进的东西，试图用来改造陈旧因袭的传统，而巴黎成为那些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到西方去学习的首选。此时法国画坛本身正经历着一场变革与冲击，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大师声名鹊起。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以徐悲鸿为首，追随写实画风，认为“欲救中国目前之弊，必采欧洲写实主义”，而林风眠等人，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浸染。这两种画风在西方有着时间上先后的顺序，但在中国留学生圈里，却是同时发生且针锋相对的绘画形式。
其实徐悲鸿的画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他采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题材却已偏离其初衷。至于林风眠等霍普斯会成员，有人称他们持“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以及含混不清的象征主义”，事实上也回避了更加激进的达达与立体主义等，而且骨子里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现代主义与东方艺术本来就有内在的关联）。
回国之后，彼此便形成艺术观点上明显的分野。
这是从纯粹艺术的层面上来看问题，如果与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种种因素联系到一起，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因为写实主义无疑看起来与“科学”更切合，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五四的口号。这两拨人的命运也就因此埋下了伏笔。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执掌，一些与他观点相近的画家追随而至，在杭州形成一个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家群落。
教学之余，开展览、办杂志，弄得生机勃勃。
有人后来称他们是“新画派”，而他们自己办的杂志叫《亚波罗》，那是一群像太阳一样充满了热情、甚至自喻为太阳的年轻艺术家。
因为时势的缘故，这些艺术家后来命运多舛，其中不少历尽磨难，也有的默默无闻于世，而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赵无极等人却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画家。
他们还培养了另外一路红色艺术家，虽然看起来像是无意中得之，却合于某种内在的逻辑。
在两者之间与之外，一大批成为两岸艺术圈中坚力量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928蔡元培：倡导美育以代宗教
3月，国立艺术院成立，以杭州孤山罗苑为本部，设国画、西画、雕塑和图案4系及预科、研究部。林风眠任院长，林文铮任教务长，吴大羽任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任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任图案系主任，法国人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
3月16日上课。
8月16日，由林风眠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成员多为艺术院教师，也有些外面的画家如齐白石等，宗旨是“绝对的友谊为基础，团结艺术界的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促进东方新兴艺术”。他们办沙龙、开展览，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与周遭社会形成某种反衬。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撤销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离职，而原来在大学院下属艺术教育委员会挂名的林风眠与林文铮也就不再兼职，转而完全埋头于学校工作，并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
10月1日，艺术院的学刊《阿波罗》问世，原为半月刊，第6期起改为月刊，第10期起改为双月刊，至1936年10月出至第19期后停刊。 对于当年艺术研究院的环境和学生境况，1928年春季班中国画系李寄僧（继生）印象中是这样的：
哈同花园的房子（即罗苑）办大学是不够的，所以又陆续租借附近的三贤祠、照胆台、苏白二公祠等地作为学院校舍。
照胆台是个破旧的关帝庙，修饰后作为临时男生宿舍，女生临时借用忠烈祠的余屋；三贤祠有几间较大平房作为教室；苏白公祠除一间厨房外，大部分房子需修理；哈同花园房子只有花厅作为理论教室，其余是办公室、图书室、会议室、医疗室及校长室等。教职员自己解决住房。
学校分两个部分：一是大学部，一是研究部。限于当时条件，首先招收大学预科新生，先招收新生80余人。学制为5年（预科2年，正科3年）。学生须高中一年以上的学历才能应考，又是春季班，所以首届新生的人数不多，正式上课时学生仅56人。
开学时，全校职员19人，教授8人。当年条件差，设备也只能因陋就简。男生宿舍用水困难，洗澡无条件。热水每天由校工从数百米远的厨房挑来。早上洗面用的水还要作洗衣服等用途，不敢轻易倒掉。而厕所是临时搭的，宿舍地势低，潮气重，光线差。
学生负担很重，每学期学费25元，宿费10元，体育费1元，膳费每月7元，书籍及文具等自备。虽比私立学校少些，但每学期也需百元左右，那时油画的费用特别大，有的同学为了节约费用，常在一块油画布上反复重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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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
“从这里出发，了解浙江，了解中国。”
——余华
“我迄今至少有三个遗憾，就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受到过这三所学校的沐浴。”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