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事件给牧师们以重创，牧师的权威地位从此岌岌可危，他们很难劝诫民众通过斋戒和虔心悔过的方法摆脱上帝降临的苦难。更为重要的是，清教神学家们从此意识到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对抗既无法避免又难以调和，结果正如米勒所言，“（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冲突是（新英格兰）文化的一次危机，其最终影响将不仅波及科学实证领域，而且还将波及其他思想领域。被置于危险境地而又无法恢复的是契约概念本身，国民哲学的代言人再也不能权威地宣布，人们遭受的苦难是其罪恶所致，仅仅依靠牧师指导下的忏悔就能解除痛苦。（正是）神职人员自己引入了另外一种方法，从而在他们构想的神话中心制造了混乱”①。清教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事实证明，它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需要，如果它想与现代科学理论共存，就必须适时地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变革之后的清教还是清教徒们笃信不疑、奉行不悖的清教吗？清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值此之际，发轫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爆发并渐达高潮。“大觉醒运动”旨在唤起民众的宗教热情、复兴传统宗教虔诚，从而改变新教各宗派的衰微状态，重塑新英格兰清教正统的“纯一性”。以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乔治·怀特菲尔德为代表的清教神学家顺应时代、积极应变，以激情的巡回布道取代传统的教条式说教，取得了一些效果。譬如，怀特菲尔德牧师的布道使“群众大受感动，……尽管他每天都布道，教堂仍十分拥挤；几乎每天晚上，他居住的屋子里都聚集着听他祈祷和劝导的人。到怀特菲尔德离开时，许多的人都关心起自己的灵魂；这样一来，教会会众的人数惊人地增多了，人们比以前更经常地想听我们（牧师）讲道”②。然而，大觉醒运动往往伴随着骚乱，而且表现出近乎病态狂热的民众在忏悔之后重蹈覆辙，令正统牧师们对新兴的布道方式产生了怀疑。不止于此，宗教复兴者们对神职人员任职资格的挑战以及相伴而来的世俗教士的兴起都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加深了宗教的分化以至分裂，极大地冲击了教会权威。由此，新英格兰清教颓势已经“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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