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温州商人，靠着一副货郎担、母亲卖鸡蛋攒出来的50元钱起家，直到现在，有了属于我自己的鞋城，资产超过了10亿元。创业的时候，我只有16岁，我希望自己能读高中，考大学，可是，家里太穷，母亲对我说，你还是帮助家里做点儿事情吧。于是，我就辍学了。因为我的身材瘦小，做农活儿不能算一个整劳力。于是我开始做货郎，进一点纽扣、针线之类的小商品，走街串巷地销售。
最初挑着货郎担子做生意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手现金一手货，如果对方是你的老主顾，有可能会遇到对方手上暂时没有现钱，赊欠的情况，不过不要紧，只要你跟他算好了账，对方口头上说一声：“你过多少天再来取钱吧！”等你下次去的时候，对方一定会主动把钱给你，从来没有遇到赖账、跑账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民风非常淳朴，客户都是自己的乡里乡亲，尽管大家都很穷，但是，不会有人想赖一个小货郎的钱。
1982年的时候，在台州黄岩县路桥的路南街上形成了一个集市，逢农历初三、初八是赶集的日子，每逢集市日，我就把担子挑到集市上去卖货，在集市上，货物销售得非常快，我从中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之后，我开始专项经销小五金生意，后来规模扩大了，有了一个很大的店面，营业员都是从乡下请来的自家亲戚，大家工作起来很拼命，为了生意有起色，大家起早贪黑。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相对稳定的客户，每天的流水差不多达到1万元左右，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目。到了1990年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家规模不小的五金公司，从一个小货郎成长为老板，再也不必挑着担子赶集，承受风吹雨打的辛苦了。
尽管生意的规模上了一个台阶，但是，经商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大概在1991年秋天的时候，一个假合同事件把我搞得心神俱疲。
那时候，中国商人开始到俄罗斯做生意，温州当地的小五金经销商都能接到一些外贸的订单。我虽然也零零碎碎地接到一些单子，但那些都是万元左右的小生意。
1992年7月的时候，一笔大订单从天而降。当时，北京有一个名叫“欧亚桥外贸公司”的沈老板，带着女秘书来到了温州市，我是通过一个专门做俄罗斯生意的朋友乔老板认识了这个来自北京的沈老板。
沈老板名叫沈明，他对我说，他们的公司是专门做外贸生意的，每年销往东欧、独联体的五金件多达几个亿，他们这次来温州，就是来实地考察，希望找几家公司长期合作。
我就把他请到我们公司，好茶好酒地款待了一番。他看了我们的库房和营业场所之后，连连说好，我们的合作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他给我们下的第一笔订单是60万个电源开关、60万套五金工具，这笔生意算下来，就是一笔360万元的大生意。这对我这样靠一副货郎担起家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沈老板走后，我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但是，沈老板走后没有多久，我又陷入了深深的烦恼当中，因为合同规定，在签约之后他要付给我们公司10%的定金，这10%就是36万元，我们的业务员打电话催款，对方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付款的日子一拖再拖。
从7月到9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给沈老板打电话，催他付款，可是他一直都不肯付，说他马上要去欧洲，回来再付。
我问他：“合同还要不要履行？”
沈老板在电话里冲我发火：“真是乡巴佬，没有见过大世面，这几十万对我来说只是小意思，等我从欧洲回来就给你！”说完“乒”地一声摔了电话。 签订合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月，就在我对这份合同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沈老板突然坐飞机来到了温州，他带来了一张36万元的汇票，并解释说，前两个月他一直都在国外，回国以后，他马上就飞过来付款了。然后他提出修改一下合同，补充一条内容：意思是我们同意他延迟3个月支付定金，合同继续有效。
其实，这是我的一次机会，我完全可以利用重新修改合同的时间，重新做一下市场调查，但由于我的心情过于迫切，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关注这360万元的合同是否能够落实，在这个环节当中失去了防范心理，贸然同意了沈老板的要求，在合同中增加了一条补充说明。
原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之内，金属原材料价格猛涨，在7月的时候，这360万元订单我扣除成本之外还略有一些利润。可是到了10月份，60万个电源开关、60万套五金工具，360万元，几乎连成本都不够，如果我继续履行这份合同，就会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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