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学期开始后，学校停发了我的工资，我完全没有了收入。我的家庭不仅一贫如洗，而且负债累累。父亲1987 年得了脑血栓，成了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奶奶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后刚刚去世；哥哥为了养家糊口，远在外地打工。
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对母亲的敬意和佩服就油然而生。那段时间里，我父亲住在一家医院，我嫂子住在30公里以外的另一家医院，我奶奶由于哮喘几乎常年躺在床上，我年幼的侄子需要人照料，我们家有7口人的土地需要耕种，还有没完没了的义务工。所有的这些重担全部压在了我母亲这个50岁的妇女身上。她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先到地里去干活，干完活还要跑回家给我侄子喂牛奶，然后做好我父亲和嫂子的饭送去医院，再去照料躺在床上的奶奶。那段时间她没有一个礼拜不借钱，亲戚和邻居的钱都借遍了，有的家庭还借过好几次。刚刚借足钱送到父亲的医院，又得为嫂子的住院费张罗；刚刚把这笔钱凑够，我侄子又没有奶粉了；刚刚借钱买了奶粉，奶奶的药又没有了。
那时，村子里的义务工特别多，不是今天修路就是明天开山种树。这些义务工都是按照人头来分配的，只要你活着，有土地，你就得分摊义务工，即使卧床不起、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和奶奶也不例外，同样不会得到减免。母亲不得不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下来。有时，义务工的工地在5公里以外，母亲扛着铁锹、铁锨和镐头第一个离开村子，步行到工地。修路和挖树坑都要开山放炮，母亲自己挖炮眼，自己放炸药，自己点炮。干完一天活，同村的人有的开拖拉机，有的骑自行车纷纷离开工地往村子里赶。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也少有人让她坐拖拉机或用自行车带她，多数的时间里她只能拖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一步一步地往家挪。在寂静、寒冷、黑暗的农村小路上，一个面色憔悴、心事重重、步履蹒跚的无助妇女总是最后一个走进村子，回家还要伺候饿了一天的病人和孩子。
村子里的邻居写信给我，说母亲真可怜，常常抱着我的侄子坐在大门口的木板上发呆，跟人家一说话就流泪。这个头发花白的50岁妇女面对三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劳动的重担和经济的重压使她流干了泪、操碎了心、出尽了力。生活对母亲来说是折磨，是绝望，是苦难。
母亲多次拿起安眠药，想一口喝下去一死了之，但是看到身边的病人，听到我侄子的哭声，想到我们四个还算孝敬的孩子，又一次次把药放下，擦干眼泪，一天天地坚持了下来。
《齐鲁晚报》的一个记者到村子里打听有没有家庭很困难还供孩子上学的人家，村民们把他领到我母亲面前。记者开始采访我母亲，母亲抱着我侄子，眼泪止不住地流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面对生活的压力，母亲就这么熬着、挺着。
邻居和亲戚写信劝我回去，说我再不回去，我们这个家就支撑不下去了。我心如刀绞，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几次想回到家里帮母亲分担一份家庭的重担，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回去。我曾经因为家庭困难辍过一次学，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母亲的困难更坚定了我留在上海一定要实现目标的决心。我那时回去，只能减轻母亲的一点负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生活。我要彻底改变她的生活，让她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加倍的报偿！ 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就是人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在上海的第一年即将过去，我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且常常挂念着家里人的困难，但毕竟还是坚持了下来。此时，我听说了美国的一个基金会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办一个培训班，叫做“美国学研讨班”，在这个班里受教育跟在美国受教育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老师、课本都来自美国，我立刻感觉到进入到这个班就意味着我的出国梦可以做下去。
几番周折，我考入了“美国学研讨班”。1992年9月1 日，美国学研讨班开学，全班共有16个人，13名来自全国各个大学的英语教师，2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还有我，教授安得森博士来自美国的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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