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锡勇与《连环帐谱》
中国会计界独特的怪现象是：近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记账方法，前赴后继地粉墨登场，合成一股潮流，与借贷记账法分庭抗礼。借贷法究竟得罪谁了？
依笔者看来，其最大问题是在记账符号上：任何一个初学者，只要试图理解“借／贷”，便只有一个“晕”字，越是用功，反而越想不明白，唯有不去想它，才能好过些。读者诸君扪心自问，必然同意此说。有人以为，在大学、研究所的学者总该大彻大悟吧，其实拿了博士、当了教授也不过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一代代中国会计人便是这样昏头昏脑地成长起来的！肯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复式簿记的引进历史吧。
史料告诉我们，第一位将复式簿记引入中国的，是蔡锡勇先生（1847--1898）。蔡氏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以各科成绩俱列优等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任洋务局委员。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才华横溢的人物，上海外国语大学葛继圣教授有过专门研究，在台北《珞珈》上发表过《中国近代史上十个第一的蔡锡勇》，笔者所见到的是另一文章《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中文速记首创人——蔡锡勇》（《广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故此，不惜多用些笔墨摘抄该文，以飨读者。
根据葛继圣教授的文章，我们已知蔡氏至少有三个第一：中国速记创始人，引进西方复式簿记的第一人，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总办，自强学堂比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早5年创立）。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其手下干将蔡锡勇极为赏识和重用，在上奏清廷的《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
“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悉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人……”
在《保荐蔡锡勇片》中，张之洞的评价是：
“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葛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
蔡锡勇因此奏折而获“赏二品顶戴”，从当今“县处级”只换算为当年的“七品”，自可想象其位高权重。令人称奇的是，在繁忙的洋务工作之余，蔡锡勇居然还能潜心于“他山之石”的研究。他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速记第一人，他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余，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回国后，蔡锡勇在研究古今音韵学的基础上，写出中国最早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并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的自强学堂中进行教学。此后，其子蔡璋应清廷征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我国早期速记运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现在，每逢8月8日中国速记节，速记界都要纪念这位中国速记创始人。
蔡锡勇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也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制度记账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账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终成《连环帐谱》，书稿杀青后未及出版，蔡锡勇便去世了。1905年，始由其子蔡璋校订后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
在《连环帐谱·连环帐凡例》中，蔡锡勇指出：
“连环帐谱创自意大利国，欧美两洲经商者无不效之，其妙处在一收一付，一该一存，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即彼存，彼该即我存；我收即彼付，彼收即我付；无彼我之可指者，如买物，则物该银款，银款存某物，所谓连环也。……结帐时，所该必与所存相符，如有不符，即是错误，亟须查明更正。”（转引自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32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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