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R.爱泼斯坦的创新性研究方法中，政治体制是被当作为促进共同利益而进行经济合作的途径来予以考察的。他认为，市场就是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公共产品，而合作的实现需要强制。《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一书表明，l300～1750年间，集权国家兴起的最重要的经济结果是它们使协调的竞争性市场的增长成为可能，而不是它们确保了个人的自由。中世纪晚期“危机”、一体化的谷物市场、城市级层等特定案例的研究以及欧洲市集网络体系利用的研究都表明，国家在克服政治分权带来的市场失败方面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而危机本身则成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一个分水岭。
    《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讨论了欧洲史研究中两个主要的有争议的话题——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是有关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是有关中世纪晚期社会经济的“危机”。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了前工业化增长与差异的原因，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过程进行了讨论。

    其中人口恢复时间的变化，从卡斯蒂利亚和佛兰德斯的14世纪后期或1400年代早期到意大利、法国南部的1440年代，再到英国与欧洲中部部分地区的15世纪的后四分之一世纪。尽管在卡斯蒂利亚、伦巴第和法国，原始民族国家已经出现，但作为“中世纪晚期经济紧缩与政治权力集中”的后果，欧洲经济复兴的景象仍然没能改变它的地区性特征。②
    14世纪中期之后，整个欧洲的乡村与小城镇制造业的强劲增长，尤其是带有非常类似于17世纪“原工业化”特征的纺织工业在14世纪中期以后的强劲增长，将在第六章中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总而言之，流行的、认为工业的“乡村化”仅仅是城市工商业阶层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工匠式制造者过于严格的操作规程作出的一个简单反应的观点，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理论。中世纪后期的“原工业化”并不是一个该集团得到的收益被另一个集团的损失所抵消的零和游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制造业向城墙外的扩展，并不像现有的原工业化模型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边缘高地地区农民副业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仅仅是对难以维持农民生存的农业收益的一种补充。实际上，乡村手工业的扩展产生了更为复杂、更为精细的地区间劳动分工。而这个分工正是本章所描述的城乡工农业重新布局的核心，它的真正影响要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才能逐渐被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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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语
缩略语
第一章  引言国家和市场
第二章 自由、自由权利与增长
第三章  作为“一体化危机”的中世纪晚期的危机
第四章  国家与市集
第五章  城市与意大利领土国家的兴起
第六章  公元1300～1550年原工业的起源
第七章  公元1300～1550年的市场与国家
第八章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