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当阻挡外国商品输入的高关税和在世界上欠发达地区划分“势力范围”都已经无法适应资本全球化的趋势时，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将生态环境标准转化为阻挡外国商品的重要技术性壁垒。此外，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无限地掠夺自然的本性也并未改变，因此资本追求全球化的投资与贸易扩展就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垄断生产的“全球网络趋势”正在使老式的跨国公司（由处于某国的总公司控制若干国外子公司的体系）向新型的跨国公司（产品在全世界生产并用有效的方式组合起来，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也取自世界各地，生产是国际性的过程）转变，这使得跨国公司逐渐同“国家”脱钩，“高价值全球性企业发展成为有技能的人的国际合作，……并同来自世界各地的熟练工人签订合同，以决定如何设计、生产和提供产品与服务。”“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技能和知识，及国家创造出这些条件的能力。”①这意味着无论国家还是普通劳动者都已经无法用“国籍”来约束和辨认垄断资本，而取悦它的唯一手段就是提供出令它满意的“投资环境”，包括资源与环境政策。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逐渐将垄断力量的天平从“国家”向“垄断企业”的方向移动，为了保证充足的资本流入，国家不得不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对垄断力量作出让步，从而使其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态要求越来越淡漠，对垄断企业进行资源和环保约束的能力不断下降。（3）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将其发展成为证明奴役合理性的工具。哈贝马思在《文化与批判》中强调技术和科学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执行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科学技术不仅成为剩余价值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且“科学技术的应用扩大了对自然的征服，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造成了一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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