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长期研究中国问题，曾在北京大学任访问学者，并著有《中国的改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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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然进行的革命
　　我于1989年夏天来到中国，在一所著名大学做访问学者。20年的岁月流逝，仿佛就在转瞬之间。然而，当我回首遥望20年前的中国时，它与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竟有天壤之别，宛若一场依稀可见的旧梦，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判若两个世界。假如你在1989年时大胆地预言：中国未来20年将走一条现在所走的道路，一定会令人捧腹大笑的。在当今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出口依然强劲，外汇储备扶摇直上，甚至在全世界陷入严重萧条的情况下，它的经济体系仍然充满活力。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这些变化虽然一日千里，但不过是一场巨变的冰山一角。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上所述只是一些表象而已。人与国家、人与经济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中国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20年前，社会束缚依然没有解开
　　当我试图搞懂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1989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执行了10年，但在普通的城里人看来，社会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凡是20年前来到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城市的独特景观记忆犹新：到处黑糊糊的，市中心的公用照明灯少之又少。不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也实在没有什么活动值得向外展示。各地也有一些商店，但出售的商品都非常少，而且经常早早地就关门了。饭店、面馆和茶馆等服务设施，也很稀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城市，如果哪里开设了一家饺子馆，无论它有多么简陋，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出去吃饭”的地方！
　　商场像过去一样，由国家进行经营，并有专门的进货渠道。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店，但大都是尝试性的临街售点，由国营单位和占据黄金地段的工厂开办，工作人员是被派到这里的。这些商店由他们没精打采地照料着，其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出售上级企业的过剩产品。有时，柜台上也会摆放一些消费品，商店里随即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商品组合：圆珠笔和木板条、羽毛球拍和排水管、餐具和发动机润滑油。
　　这些商品组合虽然极为平常，但反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事实，那就是在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贸易还远在中国民众的视线之外。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现代市场、社区和社会网络赖以建立的那些关系，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严重地阻碍着经商设厂、开办实业、公民互动甚至更宽泛意义上人员的流动。整个社会完全被纳入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制度性等级体系中，这个控制链从政府机构的顶端直达普通老百姓的就业场所。
　　与市场条件下的自由流通世界相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垂直构成和严格控制的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国家控制的“工作单位”。单位也是公民的就业场所，每个公民都被国家纳入到相应的单位中。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受优待的群体，他们在毕业时也要被国家分配到一个个单位中。这种由大学生就读的院系进行的“分配”影响深远，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一切，包括工作、居住城市、社会圈子、职业前途和几乎全部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是一次分配又是一种判决。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雇主（通常都是国营单位、学校或政府机关）那里，就会终生处于它的支配和管理下，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住房由它提供，医疗保障由它负责。人们想做任何事情，几乎都得经过它的正式批准，包括结婚、购买到其他城市的车票、申请护照以及从单身宿舍搬到单元房等。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本质不是从市场上获取收益，不是通过关系网进行调动，而是在一个高度僵化的国家等级体系中由底层往上爬。
　　然而，这种等级体系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它还是一种与指令性计划密切相关的经济等级制。工作单位有其自身的职能和局限性，但却是整个国家定价制度、国家控制的物质产品分配体系、国家造成的物资短缺局面以及国家制定的工业化目标的重要基础。所以，单位不仅是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场所，而且还是整个社会控制链条的末端，是政治和经济相互交织的等级制在民众层面的体现。
　　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在单位内部的存在宛如一种蜂窝式的生活。这里所说的“蜂窝式” 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指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手机，而是在随后的整个90年代遍及中国各地的有形围墙。工作单位无论学校、工厂还是医院，都在四周建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不仅有生产产品的工厂，而且还有住宅、宿舍、小卖部、诊所和商店。工作单位的有形围墙划定了社区的范围，人们就在这样的社区里生老病死。他们寻找配偶、结交朋友（甚或结仇）、生养孩子、遇到和摆脱麻烦，以及商定在政治运动中采取何种立场，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些围墙里进行的。当时中国人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因为电话由单位安装，装电话基本上按照级别执行，例外情况极其少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也极其单纯，那就是：国家控治、公民服从。国家介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公民则是被动地应付，往往为上面分配的一点点机会而争来抢去。这样一来，公民就被圈入了由国家控制、被墙围住的工作区里，国家可以借此确保他们的日常生活服从于政治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和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服从于政治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狂热的群众运动已经烟消云散，但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依然占主导地位。
　　20年后，超越革命
　　让我们来看20年之后的情况。如今，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巍然耸立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全新的公共服务设施，与20年前简直判若两个世界。街道两边商场和饭店林立，无时无处不是一派商业繁荣景象。然而，中国20年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物质上的变化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仍然充满活力。昔日的委靡不振已经为今天的生机勃勃所取代，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管原因如何，改革的力量已经势不可当。这种现象影响深远，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政府的规制。从最基础的层面上看，今天的社会结构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些变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的“工作单位”的消失。那些在20年前决定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政治生活的东西，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了。它们曾经主宰一切，但转眼间已经成为历史了。20年来，中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却没有开一枪，没有设置一个路障，甚至没有发表一份宣言。
　　就业数字虽然说明不了这些变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缘由。1978年，中国80%的城镇居民在国营单位上班，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的工作单位。其他人虽然供职于集体企业，但却生活在国营单位里，因为他们的近亲属在那里工作。当时根本不存在民营企业。到1990年，这一数字还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供职于国营单位的城镇居民仍然高达60%，20%的人受雇于集体企业，只有极少数人在作为新生事物的民营企业工作。由此可见，国营单位仍然是城镇生活的中心。然而，到2007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新型雇主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民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新型国有企业，如此等等。至此，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减至城镇居民的1/4，而这些相对传统的雇主也甩掉了昔日的工作单位职能。大多数城镇居民都在非国有部门就业，这是当今中国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变革意味着什么。要想成立一个民营或外资企业，必须要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然而，如果要想让这种简单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允许工人进行流动，必须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长期实行的非自愿工作分配和对国有企业的终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培育一个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的工人还必须有房子住。这就是说，必须有另外一套市场来发展房地产业，而不能继续由极少数国有企业实施垄断。当然，要想培育房地产市场，必须有相应的财产权、金融购买机制和财产过户规则提供支持。出于同样的原因，刚刚可以自主择业的工人还需要医疗保障，因而医疗保障就必须从国有企业中剥离出来，按照其他规则进行配置。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市场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当今中国许多人看病都得支付现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是很小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型企业应运而生，新型业务与日俱增，这一切不仅表明其经济充满活力，更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过去2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然而，要想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就必须培育一系列的市场，而且要用这些市场取代旧式的分配机制。至少对于老百姓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分配与无所不在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密不可分。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变化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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