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作者：黄亚生
1.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我反对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除了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以外，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力之一。我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化。客观来说，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
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行政调控力度过大，影响了市场规律的正常发挥，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切正侵蚀着我们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我个人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式不需要激进，可以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中国要向改革的方向变化而不是走回头路。现在在中国大家比较关心的“国进民退”就是走回头路。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作为一位温和的学者，我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进，不要走回头路。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即使步子慢一点，也是很好的。
2.
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经济上，自由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将带来国家的繁荣；政治上，“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加强对官员的问责、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增强公民的言论自由、自下而上逐步扩大民主选举，也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以“上海模式”为代表。国内很多学者非常赞许上海的经济增长，甚至把上海当做中国城市的典范。然而，在深入研究“上海模式”的运行机制后，我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的盛行非常担忧。在“上海模式”中，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了过度的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导向是“牺牲内资，扶持外资”。
“上海模式”和“国进民退”在某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它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却忽视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年统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很快，但是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居民个人收入增幅相当有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福祉距离越来越远。
3.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有资本；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10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1/3。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描述中国，你没有全错。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仅针对中国。要知道，当时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
而东亚模式才是真正成功的经济模式，拉美模式则是失败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完全忽视了成功的经济模式。
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多的资源加强社保制度建设。在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在淡化。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而显现出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要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
4.
一般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要靠城市化推动。城市化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居民收入，最终促进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形成。但奇怪的是，这个普遍的逻辑在中国却并不适用。究其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城市化”：不依靠市场自身发展，而由政府官员的推动形成。政府官员的过度干预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扭曲。
中国城市化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确立了户籍制？，人为地把国民分成了市民和农民两大类，并设置制度障碍，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虽然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农村和城市两个系统的供求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个制度设计一方面剥夺了中国农民（总数超过中国总人口的55%）的基本权利，也阻碍了中国正常的城市化进程。
此外，中国的“政治城市化”并没有带来居民福利的显著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地方官员争名夺利的过程。某些地方官员为了“仕途”发展，过分追求“政绩”（最典型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大搞形象工程，把城市化作为其攫取权力和金钱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与“政绩”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民生工程被忽视。政府不能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速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中国畸形的城市化进程还造成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中国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严重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的落后不利于就业，也不利于家庭收入增长。如果要促进民生型的城市化，中国就必须废除户籍制。
5.
中国人拥有自主创业的热情。同时，中国很多行业也具有创业的潜力。可是，中国却未能产生一个强劲的创业企业（或者说民营企业）集团。这一点在中国非常奇怪：一个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的国家，自身的民营企业却非常孱弱。具体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整体规模较小，运作也不规范，与拥有高新技术的外资企业和拥有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相比，几乎毫无竞争力。
中国民营企业的弱小，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和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国家政策为外资提供了超国民待遇，却让民营企业沦落为二等公民；国家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却让民营企业在艰难环境中参与边缘竞争。正是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性歧视，造成了这些企业发展的举步维艰。
6.
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是大国，我希望能够把印度作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通过观察印度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肯定自己取得的成绩，也要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最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曾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与印度相比，在经过2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还是没有世界级的企业，而印度正好相反。印度经济规模不大但其企业规模却很大。从这一？象我们引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企业规模本身不是也不应当是政府的一个目标，重要的是经济本身在增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繁荣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却没有产生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这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应该思索一下是什么因素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是不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某些固有的低效因素？
所有中国的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大企业，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垄断地位，能够管理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比如油田或者中国家庭的储蓄资产。我们不能将国有企业的规模等同于它的竞争力。由于企业内部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无法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公司，而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其结果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无法提高竞争力。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中国的评论家将中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归因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他们认为，由于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因此中国的民族企业丧失了竞争力。这一观点非常错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但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同样没有产生。浙江省和附近的省市一样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但却产生了一些中国最好的民族企业（顺便说一句，尽管一般人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本国企业获得竞争力，但印度现在也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而且在银行业等一些领域其开放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政策的改变，特别是2004年3月完成的保护私人产权方面的宪法修正条款。这个修正条款对中国的私有经济部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它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让情况改观。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民营企业在过去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只能从非正常渠道获得金融资源，并做假账。许多民营企业已经习惯于如此经营，它们无法快速转变。这样的企业很难和外部组织—如债权人、税务部门等—建立信用关系，而缺乏这种信用关系无疑将使它们很难获得大量外部资源。纠正过去的错误无疑要花费一段时间，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7.
我认为，中国目前大力强化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保证了这两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已有10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边际收益正在不断递减。如果说政府投资在前5年还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话，它们在后5年则成了经济低效率和银行坏账的帮凶。我们的第三驾马车已经疲惫不堪，？也不知道它还能奔跑多久。
中国要向前走，必须要了解自己。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两位数增长，也要关注这些高增长背后的隐患。客观地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有进步，也有退步。我们要客观地回顾这个过程，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认识到这30年中我们犯过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正确的方向，保证国家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有人说，中国政府手中握有土地、国有企业等资产，因此可以抵消债务的风险，这是一种无稽之谈，是一种很奇怪的物理算法。土地、国有企业等资产的？值实际上取决于它们能产生的价值。在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定水平的时候，政府掌握这些资产有价值，而一旦出现了经济危机，这些资产马上就不值钱了。因为这些资产无法产生价值了，其本身也丧失了价值。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多国有企业转瞬间变得一文不值，甚至变成了负债。再比如，韩国最大的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只卖了4亿美元。现在看来，很多资产在危机中可能很快就会变为零。
中国的债务水平限制了政府调控政策的选择。目前来看，中国有四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现在就开始做希腊政府做的事，精简机构，减少支出。这条路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比较难走。第二条路，保持观望，不加息，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是通胀，因为资金成本为负。第三条路是加息，结果是会出现呆坏账，企业倒闭，就业受影响。第四条路是温和加息，把负利率变成零，这样可能会有一部分企业出问题，然后将其私有化。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但也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过去几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密集投资，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这种战略越来越难以持续。中国一直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转变了投资方式，以前是投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现在转而去投资新能源等行业，但还是投资制造业，还是需要能源，需要投资。而且中国生产的新能源产品大部分都是出口产品，生产是耗能的，消费才是节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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